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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 语文
选择性必修中册 第三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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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列传》课文解说
本文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关于屈原的部分，选入教材时略作删节。屈原其人其事，先秦史籍均未载；贾谊的《吊屈原赋》大概是目前所见第一篇与屈原有关的文章。至司马迁撰《史记》方为屈原专门作传，概述其生平事迹。我们现在了解屈原的生平事迹，除了从其作品中管窥蠡测，基本是靠这篇传记。大概是因为贾谊与屈原皆怀才不遇，命运相似，贾谊又作过凭吊屈原的文章，所以司马迁将二人合在一起作传。
司马迁因李陵一案被汉武帝处以腐刑，慷慨激愤，无以言表，但为创作《史记》只好忍辱含垢，苟且偷生。其人生命运与屈原类似，于是将其引为知音。他在《报任安书》中列举众多贤圣事例，其中也提到屈原，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说法与此大同小异。）以屈原著《离骚》自况《史记》的撰写，因二者皆“意有所郁结”而成。正因为有这种惺惺相惜的情感，司马迁为屈原所作的这篇传记，别具一格，字里行间洋溢着浓厚的赞颂、同情、悲叹之情，与一般传记的客观实录、隐藏观点颇为不同，更像一篇怀人的散文；而且文章夹叙夹议，叙评结合，有些段落议论甚至超过叙事，更像一篇人物评传。
先看叙事方面。叙事是这篇文章的骨架，这是作为传记的内在规定性。文章按照事件顺序，叙述了屈原一生的主要事迹，凸显其以爱国、志洁为核心的思想品质，抒发了作者对屈原热烈的赞颂之情。文章以概括性叙述为主，除倒数第3段外，较少对人物的细致描写，也没有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间又大段叙述楚国日渐衰弱的历史事实，从侧面表现屈原的高瞻远瞩，凸显其与国家命运之息息相关。
屈原的一生，可概括为四个阶段：
一是“王甚任之”阶段。主要在第1段。屈原出身贵族，担任楚怀王左徒，因“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在内图议国事，发布政令，在外接待宾客，外交诸侯，都能应付裕如，展现出超强的才干，因而深受楚王信任。这里既凸显其才华，也为下文张本。正因“博闻强志”，熟悉古史，故能撰述《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正因为“明于治乱”，故《离骚》中“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明了国家治乱规律，知忠奸之分，故能严明法度，举贤授能，且论断得当（文中叙述他的两次劝谏，均为的论）；而一旦他被贬黜在外，无从“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则朝中奸邪群集，惑主乱政，终致国家倾亡。正因为“娴于辞令”，所以屈原两次被委派“使于齐”（据《新序·节士》“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第3段所云“齐与楚从亲”，或许是屈原第一次“使于齐”；后来，楚国绝齐，为秦国所败，屈原“使于齐”，可能是楚王重新起用他）；而一旦他被流放在外，联齐抗秦主张被废弃，则楚国陷入外交困局，举措失当。
二是“王怒而疏”阶段。主要是文章第2一7段。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屈原怀瑾握瑜，锋芒毕露，终遭嫉恨，他在《离骚》中形象地说：“众女疾余之蛾眉兮，谣逐谓余以善淫。”文章第2段所举上官大夫也许只是“众女”之一，其人欲夺草稿而屈原不与，也仅是正直与奸佞斗争的一个事例，但群小的无中生有、无事生非，终于蛊惑了楚王，使得楚王“怒而疏屈平”，此后又被黜，罢免了左徒一职，远离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却因“谗人间之”，“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因而“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内心“忧愁幽思”，于是创作了《离骚》，表白自己高洁的志向，发泄内心的郁结与苦闷。文章第4—7段，叙述了楚国在屈原被黜之后，为秦国和其他诸侯国侵凌，日削月割，内外交困的情形。先是怀王惑于群小，为张仪利诱，背信弃义，与齐国绝交，导致外无强援。接着，怀王盛怒，"大兴师伐秦”，兵败，失去汉中之地；又“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为魏偷袭，陷于“大困”；“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这中间，又内惑于宠臣靳尚、宠姬郑袖，放走张仪。最终，怀王听信子兰，入武关与秦昭王会，却被扣留在秦，三年后客死异国。
这大段叙述中，涉及屈原的只有两处，一是劝怀王杀张仪，未果；二是劝止怀王赴秦王会，不听。堂堂一国之君被张仪玩弄于股掌之中，足见楚国上下之昏聩。屈原虽被疏远，却直言劝谏，显示出其精忠尽职，且思虑周详；“秦，虎狼之国，不可信”，这一基本判断，与《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所云“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类似，显示出屈原对秦国的清醒认知和远见卓识。粗看起来，这些叙述似与屈原无关，有跑题之嫌，细究起来，却是很高明的写法：其一，作者将屈原的命运置于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中表现，通过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展现出人物的个人遭际与国家命运的息息相关，表现出屈原这样的优秀人物在历史滚滚车轮中的无力感，寄寓着浓重的悲剧意味。其二，楚国的内外交困是怀王的昏聩贪婪以及靳尚、郑袖、子兰等人的谄媚奸邪造成的，他们构成了屈原的对立面，从反面烘托了屈原的才能、智慧与爱国精神。其三，张仪受秦王重用，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胜过百万雄兵，这也凸显出屈原这样的忠臣贤者对国家的重要价值，也为下文的议论张本。
三是“放流”阶段。主要在第8段。怀王为秦所困，楚人立太子为王，是为顷襄王，以子兰为令尹。这个谗邪的小人当政，屈原自然不容于朝，不久就被“放流”在外。具体放流的原因和时间、地点，文中没有交代，从上下文看很突兀；按上下文语义，“既嫉之”的“之”指代的应是子兰“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一事，又与下文“系心怀王”“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矛盾：这是本文的一大悬案。所以有学者认为此处存在错简或脱漏，应将第9段整体移到“屈原既嫉之”与“虽放流”之间，但并无其他佐证；也有学者以为“放流”应理解为“放浪”，即放浪形骸，四处游历：均可备一说。从现有文本看，也许这次“放流”是在顷襄王初立时，放逐地在汉北（屈原在《九章·抽思》中写道“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或可为证）。彼时怀王尚未死于秦，所以屈原在放逐之中，仍旧“眷怀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并且希望怀王能够醒悟，发愤图强，改变上下昏聩的情形。这些思想和愿望，表现在他的一些篇章中，如《九章·抽思》云：“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如《九章·哀郢》云：“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乱曰：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文中所说“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指的就是这些缠绵留恋、深沉痛切的篇章。所谓“一篇”只是泛指，并非确指某一篇。但怀王始终并未醒悟，屈原也未被召回。
四是“王怒而迁”阶段。主要是第9、10两段。屈原“放流”后，也许曾被顷襄王召回，但很快再次被迁逐（也许并未被召回，而是从江北迁逐至江南）。据游国恩先生考证，此事在顷襄王十三年。至于原因，显然是屈原再次触怒了子兰，于是子兰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诋毁屈原，于是“王怒而迁之”。第9段中，“令尹子兰闻之”的“之”指代并不明确，与上文不连属，也许流传中有讹脱。
经历两次放逐的屈原，此时已是心灰意冷，开始放浪形骸，原先高冠博带、风姿瑰玮的三闾大夫，披头散发，“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江边的一位渔父（可能是位隐士，也可能是屈原作品中虚拟的人物，类似于《赤壁赋》主客问答的形式）与其有一番对话。第一轮对话，交代了屈原被放逐的原因——“举世混浊”“众人皆醉”，而“我独清”“独醒”。这是时代的悲剧，有时也是人性的悲剧。第二轮对话，以两种人生态度的对比，指出屈原正道直行的人生选择，凸显其高洁的品质和高贵的理想。面对“举世混浊”“众人皆醉”的现实，要么放弃理想，随波逐流，与众人同流合污，失去的是理想，收获的却是实利；而坚守理想，保持自身高洁品性，不受尘世“温蠖”的玷辱，怀瑾握瑜，清洁其身，失去的是利益甚至生命，收获的则是可“与日月争光”的崇高。屈原选择了后者，表达“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也不会与众人同流合污的决绝态度。随之写下生命的绝唱《九章·怀沙》，再次表露心迹，希望以自己之死警醒世人，“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这一段取材于屈原的《渔父》，几乎照搬，既是屈原自述其志，又是太史公借转述以表达赞美和礼敬，可以说是寓评于叙。
第11段叙述屈原对后世的影响，包括文学和政治两方面。屈原自沉之后，“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继承了他的文学主张，创作辞赋，祖述其“从容辞令”；但遗憾的是，无人继承他的高洁志向、他的政治主张，无人敢于直言劝谏，自然也无人能挽狂澜于既倒。因而，楚国日益没落，日削月割，数十年后，终于为秦所灭。屈原的自沉，竟唱出了强楚的挽歌，预示着楚国大幕的即将落下。文章将屈原的生死与楚国的存亡对照来写，凸显出屈原之于楚国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寓评于叙的写法。
再看议论方面。文章“传”“评”结合，或寓评于叙，或夹叙夹评，或篇末总评。寓评于叙例，见上文对第10段和第11段的评述；夹叙夹评主要是第3段和第7段；篇末总评则是第12段的论赞语。
第3段，评屈原《离骚》，包含三个层次。先是创作论。司马迁认为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虽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却因楚王不聪、谗谄蔽明、邪曲害公而被疏远，甚至不容于世，陷入穷困境地。“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终不可用”，故“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这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主张的“发愤著书”说，这既是对屈原创作理念的认识，又何尝不是对自己创作《史记》或者写作此传意图的一个自我表白？后人评价说：“史公与屈子，实有同心。”于此可见。
次为作品论。先谈风格。司马迁认为，《离骚》虽“自怨生”，但兼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的特点。“好色而不淫”，是说《离骚》善用香草美人为喻，隐喻政治理想，“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却不失分寸；“怨诽而不乱”，是说《离骚》虽怨气郁结，好发牢骚，却始终眷恋祖国，心系怀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因而并不暴乱无度。次谈内容宗旨。诗中“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一方面是赞美古圣先王，讽谏国君要做有为君主，如“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一方面称引他们举贤任能的佳话，讽谏国君远小人亲贤臣，如“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诗中还张扬广大崇高的道德，陈述国家治理的条理，而这样的内容，宗旨就是为了修明政治，即“以刺世事”。再谈特点。总括起来即“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文约辞微是行文特点，也即“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志洁行廉是内容特点，也即“称物芳”“死而不容”。“称物芳”指的是《离骚》中多以善鸟香草“配忠贞”，以宓妃佚女“譬贤臣”，以虬龙鸾凤“托君子”；“死而不容”指的是《离骚》中反复陈说的自己为群小所嫉、不容于世的处境。
最后是作家论。读《离骚》，能想见屈原其人。“其志洁，其行廉”，始终不与奸邪小人同流合污，保持高洁品质。文中连用五句意思相同的话语，以强调的方式表现屈原心怀家国、至死不渝的心志和节操，并评价说：“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可以说是极高的评价。
第7段，先引述屈原作品，凸显其“眷恋祖国，系心怀王”的家国情怀；再评楚国没落的根本原因。文章指出，作为君主，没有不希望国家富强的，因而也都希望得到忠臣贤良辅佐自己；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亡国破家的事代有发生，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究其原因，司马迁认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即不辨忠奸，将奸邪视为贤才，将贼子视为忠臣，而将真正的贤才忠臣屏退在外。楚怀王的错误就在于此。他“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将上官大夫、令尹子兰视为忠贤，而将正道直行的屈原罢黜在外。最终，既无忠臣以“自为”，又无贤者以“自佐”，“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且至死不悟。这段评论，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屈原在楚国国运兴衰中的重要价值。
第12段为篇末总评，蕴含浓厚情感。从前两句可见这篇传记的资料来源，一是屈原的作品，二是实地探访。太史公自述读其文，则“悲其志”；观其“所自沉渊”，则“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悲悯、哀叹、仰慕、赞颂，各种崇高情感一时涌上心头。但与一般读者不同，太史公“悲其志”，既是“哀其不遇，而愍其志”，又有自伤其身，跨越时空与屈原遥相接应，共振共鸣的复杂情感掺杂其中。“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贾谊在《吊屈原赋》中认为屈原“逢时不祥”，对屈原寄予深切同情，同时指出池小容不下大鱼，完全可以“历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怀此都也”？太史公引述此语，看上去似乎同意贾谊看法，对屈原执着于楚国而自沉的人生选择有所不解，试图为他寻找另一条路途。这里的“怪”，非“责怪”之义，而是“讶异、不解”之义。这可以理解为一句愤激之词，其中寓含着对屈原的深深同情。刘永济先生从前后文意角度看待此句，认为：“太史公此语，故为跌宕之词。”（《屈赋通笺》）即司马迁暂时认同这一观点，落脚点却在下句：“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服鸟赋》是贾谊的著名辞赋，借与服鸟的问答抒发忧愤抑郁之情，并以老庄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自我解脱。“爽然自失”，形容茫然若有所失。”“《服》赋多道家言，于同生死、轻去就之理，反复陈说，以自广其沉郁之情。屈子非不知此，特以宗臣之义，与国同休戚，且其所学与其所处，亦异贾生，故不为耳。子长读《服》赋而自失以此。”（刘永济《屈赋通笺》）
屈原《离骚》中自称“帝高阳之苗裔兮”，是“楚之同姓”，与楚国血脉相连，“以彼其材，游诸侯”，虽能“容于世”，但以其身份必不为；同死生、轻去就，即《渔父》所云“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也即随波逐流，屈原已明己志，以其志向也必不为。所以，司马迁茫然自失。
综上，这篇传记通过对屈原生平的简略叙述和评论，揭示了屈原个人的身世浮沉与国家生死存亡的内在联系，充分彰显了他的爱国精神和正道直行、无所阿容的品德。在艺术手法上，夹叙夹议，寓评于叙，叙中寄情，议中寓情，处处流露出作者的郁郁不平之气和对屈原命运的叹惋，体现出二人跨越时空的精神联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