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扫一扫联系
普通高中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 语文
选择性必修中册 第二单元 资料链接
提供doc可编辑文档下载：下载地址
《记念刘和珍君》里的人物、事件和历史
杨凯
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上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然而，此时的北方却进入了段祺瑞所谓“临时执政”的统治时期。根据曹聚仁先生的回忆，“在黑漆一团的当时，教育界的混沌，也和政治圈子差不多”（《鲁迅评传》）。在这种大的政治气候下，1925年春天，发生了所谓的“女师大风潮”。
按照鲁迅生前好友许寿裳的说法，当时，学生们反对校长杨荫榆，“杨校长便不到校，后来任意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除名，并且引警察及打手蜂拥入校，学生们不服。迨教育总长章士钊复出，遂有非法解散学校的事”（《亡友鲁迅印象记》）。这被开除的六位学生自治会的学生中，就有刘和珍。第二年，也就是1926年的3月12日下午3点40分，日本海军第十五驱逐舰队的两艘驱逐舰由旅顺驶入国民军布防的大沽口，毫不理会国民军所发出的警告，反而炮袭大沽口，打死国民军排长、司务长各一人，士兵亡二人，伤八人，这便是震惊全国的“大沽口事件”。此事件发生后，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广泛的群众抗议运动。3月18日下午1时许，北京的请愿群众行至铁狮子胡同国务院东辕门，而这里正是段祺瑞执政府卫队戒备最为森严之处。当国务总理贾德耀拒不会见群众代表，请愿群众正准备转移至吉兆胡同见段祺瑞的时候，府卫队对群众展开了屠杀。作为亲历者的朱自清先生在《执政府大屠杀记》一文中回忆道：“第一阵枪声约经过五分钟，共放了好几排；司令的是用警笛；警笛一鸣，便是一排枪，警笛一声接着一声，枪声就跟着密了，那警笛声甚凄厉，但有几乎一定的节拍，足见司令者的从容！”无疑，刘和珍便是在此中弹殉难。
当女师大的学生许羡苏跑到鲁迅西三条寓所，报告段祺瑞政府可耻的屠杀以及刘和珍遇害噩耗的时候，鲁迅正在写作《无花的蔷薇之二》，对这位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分子的印象，鲁迅在后来的纪念文章里说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然而不料这么和蔼而又年轻的刘和珍，却惨死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且被诬为“暴徒”！“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像。”（《无花的蔷薇之二》）
对于“三一八惨案”，鲁迅写了好些文章，都收在《华盖集续编》里，包括《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和《空谈》等。《记念刘和珍君》是其中写得最为感人的一篇。鲁迅的杂文，长期以来就备受争议，而近些年来，对鲁迅杂文的否定和嘲讽似乎越来越有市场了，当然通常也无非说他文风“刻毒”，或者说他所记之事、所述之感均已是陈年旧事，早已过时了云云，无甚新说。其实就鲁迅所骂“人物”，或所记“事件”，而升华来体会鲁迅所理解的“历史”，可能才会深刻地体会到，在当今这个社会现实里，鲁迅的确还是一笔绕不过去的伟大的精神资源。
时论多好批评鲁迅的“骂人”。的确，很多人都被他口诛笔伐过，比如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有杨荫榆女士。鲁迅和杨女士的纠纷，还可见诸《华盖集·突然想到（七）》《集外集·流言与谎言》《集外集拾遗·女校长的男女的梦》和写于1925年11月23日的著名的《寡妇主义》等文章。恰恰因为鲁迅这些“刻毒”的文字，使我们记住了这位从哥伦比亚大学回来的“海归派”。
杨女士的晚辈杨绛先生，是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她写过一篇散文《回忆我的姑母》来介绍杨荫榆的生平。其中说到1929年后，杨氏在苏州东吴大学任教，因为学校开除学生愤而辞职的事情。一位后世的研究者就此发问道：“此一杨荫榆，彼一杨荫榆……这种对学生的宽容，与女师大时期的影响是否有一定的关系呢？是否包含了杨荫榆对先前粗暴言行的某种悔意呢？”（房向东《鲁迅与他骂过的人》）
我们尽可以揣测其中种种微妙复杂的关系，但无论如何，杨荫榆女士在后来日军全面侵华时期，凭借自己曾经留日留美的身份，多次保护当地的普通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最终在1938年为日本兵所杀害，这个人物一生中最后的句号无疑是光荣的。
评价一个人是很困难的。但是由此可以说鲁迅当年对杨荫榆的“刻毒”便错了吗？当今时代有最发达的资讯，可以从种种事迹来了解一个人。而种种的表现、种种的评价往往都是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因此抽象地对一个人做盖棺论定式的评价往往会陷入不客观不可靠的地步。因此，相对来说，从某些具体的事件出发分析一个人的行为是更好的方法。鲁迅用的恰恰是这样的批评方法，而且，鲁迅的风格不是将某一个人在某一事件中的表现概括为此人一生的写照，而是将这些不良的品性赋予更为普遍的意义，亦即所谓“国民性”的批判。鲁迅之骂杨荫榆，全在于杨氏在女师大事件中的言行，虽可谓之“刻毒”，但尤见对当日所发生事件理解之深刻与透彻。况且，举天下之大，学生之不服校长，校长之镇压学生，原不是仅仅杨荫榆一人。鲁迅之骂，更重要的是他对待学生的反抗和群众运动的态度。
就在惨案发生的当日，鲁迅说道：“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无花的蔷薇之二》）这高度评价和赞扬了这次因为反抗国内的统治权贵与海外侵华势力相勾结而爆发的群众运动的历史意义。但是，鲁迅先生的态度又是十分矛盾的，况又掺入与现代评论派陈源（西滢）等人的论战，使得他这一时段的文字总显得游移不定，有巨大的悲哀又有巨大的反讽，是深刻的悼念又是深刻的仇怨。他一面说，“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空谈》），而且在流血事件发生的当天，当他的学生许广平给他送抄写的材料时，他劝阻了意欲上街参加请愿的许，从这里我们看出，在流血发生前，鲁迅先生是不乏对段祺瑞执政府采取恶劣措施的警觉的，对走上街头群众的安全他也是怀有深深的担忧的。可是另一面，把这个“不以为然”的措辞放在与陈源论战的背景下来看，其中的无奈和淡泊仿佛又变成一把利刃，撕开大人先生们一切虚伪的防线，直指向人心中最怯懦最无聊最不负责任的黑暗部分。陈源先生说的是，“我们要是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来多嘴。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这些仿佛为受害者着想的“善良”文字完全忽略了是谁在北京的公共空间中制造了群众不得逾越的“死地”。这种有意无意的回避，恰恰构成了对段祺瑞执政府恶行的可耻辩护。正是因为如此，鲁迅说：“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
由此，鲁迅谈到了历史，什么是真正的历史呢？“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在鲁迅先生的理解中，历史绝非世界大同永久太平的，而是一部斗争的历史，甚至是血战前行的历史，是种族之间、阶级之间、国家共同体之间流血斗争的历史。不把历史理解为一个斗争的充满动力的结构，我们就无法理解鲁迅杂文的战斗风格。“煤”的比喻恰到好处地指出“真实的历史”和“书写的历史”之间存在的那种转换的关系。现在的历史学教授们告诉我们，“历史”的概念可能在好几种意义上被运用着，我们必须警惕其中那些微妙的不同。鲁迅在近一个世纪前就通过一个高明的比喻阐述过了，真实的历史就正如“大量的木材”，它们自然而然地燃烧着，而最后留下来的结果，却只是成为几本史书、几篇回忆中的也许真诚也许虚伪的文字，那么“一小块”，令人感慨唏嘘或者不可捉摸。我们怎么能够从煤想到形成它时那些数量巨大的木材呢？我们如何可以从“书写的历史”的蛛丝马迹中更加接近那个“真实的历史”呢？或者我们可能拥有一个“真实的历史”吗？当“三一八惨案”的鲜血在积案累牍的“历史”中日渐被墨迹掩埋掉的时候，谁能够回忆起这次徒手的请愿，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悲壮地为这个民族的未来贡献了自己的牺牲？
然而，“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历史正是在志士们前仆后继的“奋然前行”的过程中不断形成的。中国历史如果值得后代为之骄傲为之自豪，正是因为有为了民族自主和人民民主而奋然前行的刘和珍这样的青年，而绝非扑压群众运动、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的“斗士”，或者游戏文字、流言蜚语的“帮闲”文人。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并不太平。鲁迅的挽歌却在那历史深邃的星空中穿行、回荡。
（选自《语文建设》200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