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左联”五烈士——《为了忘却的记念》若干史实补述【教师用书选择性必修中册第二单元资料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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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左联”五烈士

——《为了忘却的记念》若干史实补述

雪清、景迅

《为了忘却的记念》是鲁迅先生为“记念几个青年作家”即“左联”五烈士李求实（伟森）、柔石、白莽（殷夫）、冯铿、胡也频而作的。“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他以极度的愤怒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以无限的深情写出了关于五烈士的颂歌。

鲁迅在这篇纪念文章里回忆了他与被难者的革命友谊，但其间的交往经过与有关情况并没有全部反映出来。除了文章取舍详略上的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有些情况故意不谈，有些情况虽然提到了却不愿细说，以免在敌人面前暴露。这里，想钩稽史事，叙述鲁迅与五烈士的革命友谊。但如全部介绍，势必很长，因此，暂以《为了忘却的记念》所提到者为限，或补述有关史实，或介绍回忆、考证材料，间或亦有出于己意作些分析以辨别史料，仅供参考。

（一）

五烈士中，与鲁迅接触较早，在上海时又往来最密的，是柔石。

柔石自然是笔名。原名呢，他在上海第一次见到鲁迅时，就告诉他：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鲁迅的猜测是对的。柔石在浙江第一师范时的同学魏金枝后来写的《柔石传略》中，就记载着：“柔石原姓赵名平福。”同乡姓赵的地主硬要柔石改名，“柔石不理睬他。后来柔石却嫌这个名字太俗气，乃改为平复”。鲁迅的猜测虽有理由，但在《为了忘却的记念》前所作的《柔石小传》中，还是按柔石自述，说他“原名平复”，这是因为名从主人，柔石对鲁迅说起过的，就只这一个名字。

鲁迅说：“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前了。”由1933年上推八九年，就是1924或1925年。这在鲁迅所作的《柔石小传》中记为“一九二三年赴北京，为北京大学旁听生”。应以何者为确？关于这一点，魏金枝《柔石传略》说是1925年春到同年年底，柔石的儿子赵帝江根据烈士家信和亲友回忆所作的《我的爸爸柔石》中，也说是1925年。这些记载，略同于《为了忘却的记念》，而与《柔石小传》不合。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柔石小传》提到柔石去北京前有短篇小说集《疯人》“在宁波出版，是为柔石作品印行之始”，今按：《疯人》出版于1925年元旦，宁波华升书局代印，则赴京当在其后。

柔石在北京时虽然听过鲁迅的课，但并无来往。鲁迅与他在上海是怎样认识和接近起来的呢？纪念文章说：“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了。”在上海来往的起始，其实他并没有忘记，只是不愿意在文章里公开述说，免得在敌人面前暴露。

柔石住在北四川路横滨桥景云里二十三号【注1】。那也并非凑巧与鲁迅同住一条里弄，景云里是鲁迅在上海先后所住的三个地点之一。《鲁迅日记》于1927年10月8日载：“上午从共和旅店移入景云里寓。”就是该里二十三号。这时，厦门大学的学生王方仁，到沪来自学，向鲁迅表示“愿意在先生旁边住，家里也可以放心”，“于是就住在附近了”【注2】。柔石在1928年到上海后，先是住在“法租界”一个小亭子间里，生活很困难，准备靠卖掉两厚册《旧时代之死》的原稿，维持生活。关于稿子的出路，他打算去找鲁迅先生。这部长篇小说后来经鲁迅介绍，由北新书局出版。柔石去见鲁迅，就是“通过王方仁和崔真吾的介绍”，崔也是厦大旧日的学生。熟识以后，柔石就由鲁迅介绍，为《语丝》助编，也就是说当了鲁迅的助手。“鲁迅在他从二十三号搬到二十七号和十八号时，就把二十三号的房子让给了柔石等人居住”【注3】，直到1930年春魏金枝到上海寄住在柔石那里时，“门边还贴着户主周豫才的名字，连所用的保姆，原本也是鲁迅先生家里的”【注4】。先是由柔石出面租住，不久转让过户给王清溪（育和）。“1930年8月，柔石代表上海‘左联’参加在沪召开的中共代表会议后，他的斗争意志坚强而行动也益加谨慎。为了有一个工作身份，他托我向明日书店取得一张编辑聘请书，带在身边备用，并将景云里二房东的名义转让给我，自己准备迁出。那时柔石住在二楼，三楼是他的同学魏金枝居住，我同家属住在楼下，亭子间空着，我的学生徐之千，做地下工作的，时来住宿。”【注5】这位徐之千，就是魏金枝回忆中所说“借住在二楼的亭子间里”的“一个共青团的学生”【注6】。柔石的移居景云里，既然和鲁迅有着如前所述的直接关系，鲁迅是决不会失于记忆的，“忘记”云云，乃是故意含糊其词的说法。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华社。”朝华社成立于1928年冬，那时鲁迅已向北新书局推荐柔石接编《语丝》（柔石编至次年9月），他自己仍与柔石共同负责朝华社。先出《朝花周刊》，印行二十期，至1929年5月16日停刊；接着于次月印《朝花旬刊》，出十二期，至9月21日停刊。此外还有《艺苑朝华》丛刊，不定期，共出了五辑，从1929年1月起历时一年半结束。“不过朝华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这“不想说清”，大约是为了避免枝蔓。许广平的《鲁迅和青年们》中有着详细的记述。大意是：王方仁对鲁迅、柔石说，他的哥哥开设文教用品店，可以向它买纸，它也可以代卖书籍；结果怎样呢？“卖出去的书，据说一个钱也收不回”，“剩下的书由柔石托别的书店去卖”，但也同样收不到书款。朝华社便在1930年春天结束，“先生担负了巨额的损失”，柔石也赶着译书卖钱准备还借款。

柔石的两部译稿《丹麦短篇小说集》《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就是因此卖给商务印书馆的。鲁迅曾疑“已被兵火烧掉”（意为毁于“一·二八”，当时商务印书馆被日本炮火所焚）。直到解放后，才查考证明，译稿并未被毁，商务印书馆在积压了几年以后先后予以出版，但高尔基的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被改题《颓废》，署名赵璜译，于1934年印成；《丹麦短篇小说集》则直到1937年3月才列入《万有文库》第二集印出，署名金桥、淡秋合译，金桥即柔石，淡秋是他的朋友林淡秋，两人共译十七篇，其中柔石的译品大部分曾在《朝花周刊》《语丝》《奔流》《朝花旬刊》《北新半月刊》《东方杂志》上发表过。【注7】

鲁迅提到，柔石并不满意自己的创作，因而表示此后应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这在林淡秋的《忆柔石》中有印证。柔石曾对他说：“我没有写过革命的作品，现在要试一试了。”这“试一试”已经开了头，他要创作一部反映一个长工一生的长篇，可惜刚写了一点，他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捕杀了。【注8】

柔石他们是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东方饭店举行的一次党内会议上，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的。王育和得讯，在18日（星期日）乘自己从业的瑞商永昌洋行休假的机会去找律师张横海，托他向各捕房查问，并设法保释。当天，张横海就有回音，他说：“老兄，别的案件尽可帮忙，独有这共产案子，已碰过几次钉子，不敢再领教了，万万要不得。”后来，律师碍于老朋友的情面，勉强接受所托，答应出庭辩护。次日开庭，王育和要上班，就请林淡秋去旁听。这天出庭的律师就只有张横海，他在辩护时援引租界法律，抗议“引渡”，然亦无济于事。【注9】据林淡秋回忆去法庭旁听的情形说：“审问开始了，一刹那工夫，真正刹那工夫呀，我简直还没听清楚什么，审问就结束了，判决是‘引渡’（引渡给中国当局，这是死刑的同义语）。十个紧握的拳头一齐举起，五张嘴巴高声嚷起来：‘我们不服判决！’‘我们没有罪！’‘我们抗议！'”【注10】

出面逮捕的是“英租界”巡捕房，不几天就“引渡”给国民党反动政府公安局，接着就转到设在上海近郊龙华的警备司令部。柔石从狱中设法送出的第一封信是24日写的，信里说“于昨日到龙华”。全部过程不到一星期！

“他在囚系中，我见过两次他写给同乡的信”，这信是怎样到鲁迅手里的呢？那时，鲁迅已于20日（日期据《鲁迅日记》）“挈妇将雏”避居到日本人开设的一个客栈（花园庄）里，周建人住在景云里，王育和就通过他向鲁迅传消息。魏金枝忆述说：

过了几天，一个陌生的乡下人送来一个条子，是一张比日历纸大一点的白纸，正反面都写着字，这就是现在附在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上的那两节话。这是柔石在狱中买通一个送饭人，传递出来的。上款是王育和，下款是赵少雄。赵少雄是柔石的别名，大概他在狱中就用了这个名字，那时，王育和在沙逊大厦慎昌钟表行做事，条子就是送到那里去的。我们就把条子送给建人先生，又由他转送给鲁迅先生。接着又送来第二封信，我们又转送给鲁迅先生，大意也如《为了忘却的记念》上所说的。……可惜我们都没有将它记录下来。【注11】

这段回忆，略有记误。第一信固由王育和收信，但上款写的是“雪兄”，指冯雪峰，原件现尚在，可证。信是用钢笔书写的。王育和任职的企业是沙逊大厦瑞商永昌洋行，非慎昌钟表行。虽然有此两误，但魏金枝的回忆细节清楚，弥足珍贵。至于鲁迅未引上款，显然是为了免得牵连他人。如以第一信原件与鲁迅的引录对看，可以发现还有两点故意的改动：改“大先生”为“周先生”，改几个标点。

第二信，以前都被认为遗失了，其实也还留存着。原信如下：

请将此信挂号转寄至闸北横浜路景云里23号王清溪兄收

清溪兄：

在狱中已半月，身上满生起虱来了。这里困苦不堪，饥寒交迫。冯妹膛堂青肿，使我每见心酸！望你们极力为我俩设法。大先生能托得一蔡先生的信否？如须赎款，可与家兄商量。总之，望设法使我俩早日脱离苦海。下星期三再来看我们一次。借钱给我们。丹麦小说请徐先生卖给商务。

祝你们好！

雄五日

所说“徐先生”，即徐之千。《丹麦短篇小说集》虽早已与商务接洽，但大约尚未订合同，这时需钱甚急，便又想到此事。所署日期，是“（二月）五日”，此日为星期四；“下星期三”系指2月11日。岂料在11日之前的四天，他们就被害了，不仅不及营救，连再去探望一次也不可能了。

凡此种种，鲁迅当然是了解的，但他在纪念文章里很少说到，有的是出于剪裁上的考虑，有此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特别是转信经过）。

那么，鲁迅为什么写出了景云里这个地点呢？因为，柔石被捕前已“另外还有一个住处，一些比较重要的文件，都放在那里”【注12】，景云里已很少去；柔石的迁居，是在1930年9月，那是由于某日清晨受到武装警察的搜查，他便立刻搬走，先暂移北四川路永安里，旋又搬到静安寺泰利巷【注13】。况且，鲁迅是在柔石牺牲后两年写这篇文章的，就无须担心暴露这个地址了。是的，他也写出柔石在景云里时“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这是因为，早在柔石被捕前，他已觅新居于北四川路底北川公寓，不住在景云里了。

（二）

关于冯铿，鲁迅记述的只有两处，都是由柔石而提到她的。

鲁迅说，柔石“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访问是在什么时候？由许广平《鲁迅先生与海婴》所记，可以推知冯铿往访的时间。“1930年3月，鲁迅因参加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等集会，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同时也呈请通缉，……随时可能被拘捕……迫使我们另觅新居于北四川路，杂在全是外国人居住的洋房里。刚刚安顿不久，就遇到1931年1月的柔石被逮事件，他和冯铿都曾经到过我们住所。”【注14】查《鲁迅日记》，这次移居，系1930年5月10日先搬书籍，12日“移什器”，“夜同广平携海婴迁入北四川路楼寓”。那么，相见必在其后。果然，《鲁迅日记》次年1月12日就有“晚平甫及密斯冯来，并赠新会橙四枚”的记载，平甫即赵平复（柔石），冯即冯铿见面时，“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只记下“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的印象，以及一点推测，即“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这是有依据的。林淡秋在《忆柔石》中说：“（柔石）搬到一个比较适当的房子里同他的爱人冯铿住在一起，又开始写长篇了。” 【注15】这就是前面引述的关于反映一个长工的一生的作品，千古文章未尽才，这部小说还在计划中，就被反动派扼杀了。

鲁迅笔下第二次谈到冯铿，是在记述柔石从狱中传出第二封信件的那一段里。“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只记得“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前引2月5日信中“冯妹膛堂青肿，使我每见心酸”等语，就是鲁迅复述大意的依据。

关于脸肿，林淡秋在《忆柔石》里说，还在他到“英租界”法庭旁听时，就已见到这五位青年作家“脸上都有些浮肿”，而“浮肿最厉害的是冯铿”。林淡秋目击于前，柔石函述于后，可见受刑已非一次，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动作是如何地合拍。至于柔石在狱中写的第一封信说“我等未受刑”，及是“望周先生勿念”的宽慰之词。

“她的体质是弱的”，这是纪实；然而鲁迅也隐约写出了她的革命精神是强的，这也是纪实。

（三）

五烈士中，鲁迅最早认识的，是胡也频，虽然“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

在北京时期，鲁迅与胡也频有过往还。那时，胡也频用的署名是胡崇轩。《鲁迅日记》只记载过一次见面，那是1924年12月28日，别人邀请午餐，鲁迅“午前赴之，坐中有……胡崇轩”。这时，胡参加编辑的《民众文艺》（《京报》副刊）刚创刊不久。这个周刊，鲁迅虽未出面编辑，但帮助看一部分稿件，并有杂文多篇在该刊发表。至次年4月14日，鲁迅于《京报》副刊刊登启事，申明“自十七期起，即不负任何责任”，也就是说不再代阅稿件。除此之外，鲁迅于1925年2月所作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是由胡崇轩《雷峰塔倒掉的原因》一文引发出来的，文章一开头就提到了这一点。从以上的情况看，这段时间中有过文字之交，当可肯定，虽然往还并不密切。

那么，鲁迅后来是否知道胡崇轩就是胡也频呢？从他所说的“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可以推知，他是了解的，因为这话无疑是告诉读者：在上海之前，还有过接触。至于以前的接触，之所以没有写进纪念文章，当是出于材料取舍上的考虑：全文都是写他与烈士在上海时的往还以及烈士就义前后的观感，不写北京的情况，为的是避枝蔓。

（四）

鲁迅说，“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

鲁迅与李求实（伟森），在广州没有见面，失之交臂。鲁迅到广州以后，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曾和李求实（共青团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少年先锋》主编）、毕磊（广东区委直接领导的广东区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中山大学学生）专门研究过欢迎鲁迅的工作，写什么文章，但在鲁迅到穗时，李求实已调长沙，担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所以，陈延年会见过鲁迅，毕磊经常和鲁迅见面，而李求实并没有和鲁迅会过面。但在上海时，则可能见过。

“伟森同志参加‘左联’的领导，做了很多工作”【注16】，这有可能与鲁迅接触。

据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忆，1930年假荷兰餐室秘密举行纪念鲁迅五十寿辰集会时，有一位瘦长的青年人，《上海报》的编辑，曾发言报告红军的成长和秋收暴动的真相【注17】。这位青年，很可能是李求实。理由是：《上海报》是当时地下党所办的地方报纸（1929年4月17日创刊，出到次年8月14日，其间曾被迫停刊和化名出版），编辑人数很少，李求实是该报主编，“他搜集不少有关苏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土地问题等方面的资料，进行研究，介绍给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人民”【注18】，正合于发言报告红军的情况。据《鲁迅日记》，这个纪念会是1930年9月17日晚上举行的，那是《上海报》最后一期出版之后。

如果鲁迅确实会见过李求实，为什么说“没有会见过”呢？是的，上述情况不能公开，那为什么不笼统地说一句“只见过一次”呢？我们知道，鲁迅对出席者未必都认识，他又很注意党的地下工作纪律，不会随便问对方姓名。于是误以为“没有会见过”也有可能。当然，这仍然是假定。

（五）

除了柔石，“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鲁迅给白莽的信至今遗存一封，那就是1929年6月25日写、次日“托柔石亲自送去的”那一封信。为什么要托柔石送去呢？因为有两本彼得斐集，邮寄恐怕遗失，所以连信一起送去了。这两本书，“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

纪念文中回忆了和白莽相见三次的情形。当然，如果仅仅见过三次，是不能说“较熟”的。文中还提到他们相见还有几次，在“左联”成立之后。但文中既未具体述说，《日记》也未记载。

至今也没有见到有谁回忆这段往事。

至于鲁迅所述的白莽三次去见鲁迅，在《日记》中是否都有记载呢？《日记》恰恰也记载着白莽访鲁迅三次，时间在1929年，正是“左联”成立的前一年。但有人考证，《日记》上失载了第一次相见，加上所载三次，实为四次。《日记》中首次出现“白莽来”，是在7月4日，这已是6月26日“托柔石寄白莽信并Pitufi集两本”之后，而托柔石送去信和书（彼得斐集）两本，据《为了忘却的记念》，是“因为他的原书（按指《彼得斐诗集》德译本引用者）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又说这两本书是郑重其事地托柔石亲自送去的。“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文中明白叙述，这次送译诗来，已是第二次。（先是白莽寄给鲁迅主编的《奔流》一篇翻译的彼得斐传，鲁迅“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这是第一次，时间必在6月26日之前。）第三次相见（也就是《日记》中第二次记载的），“我记得是一个热天”，“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在《日记》上记有：“（八月）十八日……下午白莽来，付以稿费廿。”这就是记念文中所说的“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日记》上还记载着9月21日的相见：“下午白莽来，付以泉五十，作为稿费。”

鲁迅这篇纪念文章说到的白莽“‘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在鲁迅的《白莽作〈孩儿塔>序》里说得更具体，引用了白莽的自述：“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第三次被捕后的得释，是在8月18日去见鲁迅的同一天或稍前。被捕的时日，有人考证：“在《孩儿塔》中殷夫有一首《给林林》的诗，这诗写于1929年8月5日深夜，诗中有这样两句：‘我方从黑暗的笼中出来，就得你重来海上的音耗。’足见殷夫那次被捕入狱在8月5日以前。《鲁迅日记》记过7月11、12两日都得过殷夫的信，8月4日又得殷夫的信，可见殷夫这次被捕入狱是在1929年7月12日至8月4日之间。”【注19】至于前两次被捕，一次是在1927年“四一二”之后，那时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因一个相识的国民党员的告密而被捕，囚禁三月，几乎被枪决”【注20】。另一次不详。

鲁迅说，由于在白莽留存的德译本《彼得斐诗集》上看到“徐培根”三字，“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后来，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上说：“我前一回的文章上是猜错的，这哥哥才是徐培根，航空署长，……他却叫徐白，较普通的笔名是殷夫。”解放后，有人向白莽的亲族询问，得以知道他在家庭里叫柏庭，学名祖华。徐白大约是他后来使用的。

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说：“我曾经写过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念》，要将他们忘却。”然而，烈士的“年青的相貌又在我的眼前出现，像活着一样”。他说忘却，又怎么可能忘却！

（选自《鲁迅作品难句解》，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注1】魏金枝《和柔石相处的一段时光》记柔石景云里住址为二十八号，系二十三号之误。柔石自狱中发出的第二信上写有地址，可证。用阿拉伯字书写的门牌，“23”与“28”近似，魏金枝有此记误，亦不足怪。魏文载《文艺月报》1957年3月号。

【注2】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收入《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

【注3】王士菁《鲁迅传》，第19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

【注4】魏金枝《柔石传略》，收入丁景唐等编《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

【注5】王育和1962年5月18日亲笔忆述稿，由陈梦熊收藏，今承收藏者借抄。

【注6】魏金枝《柔石传略》。

【注7】丁景唐《柔石烈士的两部译作并未被毁》，收入《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

【注8】林淡秋《忆柔石》，收入《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

【注9】王育和1962年5月18日亲笔忆述稿。其中所述请律师辩护等事，是以前各种回忆文章、传记所未载的新资料。

【注10】林淡秋《忆柔石》，收入《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