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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必修中册 第二单元 资料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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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费》
王愿坚
我学着写的几篇短篇小说，大多是革命斗争故事；我学习写作也是从听故事开始的。早在童年时候，就爱听故事。参加革命之后，只要有空，我总是缠住首长给我讲故事。稍后，因为在部队做报纸的编辑、记者工作，更获得了机会，看到和听到了战争中的一些动人的故事。自然，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要写它们，只是出于年轻人的好奇和为了从中受到教育。想到把它们写下来，那是以后的事。
1953年秋天，去福建东山岛采访的时候，路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根据地，有机会接触了一些曾经经历过这段生活的老同志，听到了较多的革命斗争故事。他们向我谈起了1934—1937年间，他们在红军长征以后，留在老根据地山林里苦苦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形。
这些故事个个都是含血带泪、激动人心的。他们的生活艰苦得难以想象：常常不是几天、几十天，而是成几个月地吃不上粮米做的饭食；野菜、野果是家常便饭。没有衣服穿，只好把香蕉叶子捆在身上遮体。没有房子住，撑起把雨伞来挡风蔽雨。为了一口袋粮食或者一包用来给伤员洗涤伤口的咸盐，常常要付出很高的血的代价。但是他们却英雄地坚持着，把红旗牢牢地插在山头上。有这样的战士：为了弄到粮食和弹药而进行的战斗失利了，一个游击队员负了重伤，在临死的时候，他对政委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派人到我家去，叫我妈妈把所有的粮食都拿出来给大家吃吧！”有这样的群众：为了给山上的游击队送粮食，在碰到巡逻的敌人时，父亲让自己的孩子舍上生命去用脚步声吸引敌人的注意。有这样的党员：自己跑到城里去给有钱人家当丫头，除了完成党的工作，还省吃俭用把薪水交给党作经费。有这样的家庭：父亲牺牲了，母亲领着儿子，推倒了一堵危墙，掩埋了亲人的遗体，然后把一个衣服包递到儿子手里：“去吧，接着干！”
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是在用耳朵听，而是用整个心去接受；它们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和强烈的感染。像“艰苦奋斗”这样一个不知见过多少遍的字眼，开始在我眼前变成了饱和着血肉和感情的、活生生的东西。原来我们的革命前辈是这样“艰苦”，这样“奋斗”的。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故事，我开始认识了这些人。这些壮美的故事就是这些人以生命和鲜血创造的，是他们美丽的性格的历史。这些故事展现了前辈革命者的高贵品质，显示了人的最崇高的美；使你不能不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爱它，不能不去思索那些蕴蓄在故事里面的光辉灿烂的东西。
听了这样一些故事以后，心情就难以平静了。一些故事的片段经常在脑子里转来转去，一些人物的影子也伴随着故事情节闪现出来。慢慢地心里就起了这样一个念头：不是还有不少人没有听到这些故事吗？如果把这些故事用文字转述出来，让更多的人像我一样受到感染和教育不是更好吗？
于是，我打算试一试。这时，1954年“七一”快到了，《解放军文艺》需要发表宣扬优秀党员的作品，我便想到了卢春兰的故事。这是那次听来的故事之一。大致情节是这样的：山上的游击队没有盐吃，在村里坚持斗争的青年妇女卢春兰，便组织各家腌了咸菜，凑到一起，交山上的来人带去。不幸，半路上遇到巡逻的敌人，咸菜落到了敌人的手里。敌人把全村群众逮捕起来，用枪杀威胁群众，要查出这事的领头人。当然谁也不肯供出实情。就在敌人要疯狂地进行屠杀的时候，卢春兰领着自己才五六岁的男孩子，从容地迎着枪口站出来，说：“是我！”
这个故事是很动人的，可是我几次把稿纸铺到面前，却不得不再把它收拾起来。我写不出。我被两道难关挡住了。
第一道难关是：我从来没有写过小说，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个故事记述得像个样子。就在找些短篇小说来阅读、学习的时候，凑巧听到编辑部一个同志调查读者意见回来之后的汇报，他谈到部队一个干部对《解放军文艺》刊登小说的要求。他的要求是：第一，要有教育意义，“使我读了之后能学到东西”；第二，要有点故事性，“使我读了之后能讲给别人听”；第三，要短，“最好使我在睡觉以前几十分钟能看完一篇，否则，第二天一忙，我也许顾不上再看了”。这给了我很大启发。我想：这意见也许还不够全面，但大致能代表大部分读者对短篇小说的要求。既然读者要这样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投其所好”呢？检查了一下卢春兰的故事，我发现这三个条件它大体上都具备，教育意义和故事性没问题，篇幅呢，有那么七八千字就够了。为了使读者读起来像听故事那样感到真实、亲切，写起来方便些，我选择了第一人称的写法。
比起来，第一关还算好过些，第二关就难了：卢春兰的故事发生在1935年，当时的斗争我没有亲身参加；摆在我面前的就这么孤零零的故事，怎么才能写得不失实，不歪曲，把故事所包含的动人的美表现出来？苦恼了好久，我想到这么个问题：红军时期的斗争，虽然和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区别，但斗争形式、生活情景、人的精神状态等主要方面，还是有相通之处的。如果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去找寻些相似的生活感受，来作为通向当时生活的桥梁，以理解听来的故事，是不是可以呢？我的革命战争生活经历不长，却也有些难忘的事情。顺着卢春兰的故事所显露的特点，我想到这么一件事：1944年秋天，我刚参加革命个把月，便碰到日寇的扫荡，当时因为年龄小，上级把我送到一个老乡家里去打“埋伏”，做了一个大娘的“大儿子”。记得有一次上山“跑反”回来，大娘家里仅有的一点高粱被鬼子喂了洋马了。没有东西吃。当时大娘揭开锅盖，把仅剩的两个地瓜面窝窝递给我。自己抱着才两岁的小妹妹到屋里去了。在我快吃完窝窝头的时候，忽然听到小妹妹哭得很厉害，进屋一看，只见大娘正从篓子里抓出花生壳子，嚼烂了，抹到小妹妹的嘴里去。还有一件事：1946年一次战斗中，我在战地收殓烈士遗体时，见到过这样一位烈士，他那僵屈的手指上，密密地缠着手榴弹弦，为了记下他的名字，我翻遍了他的衣袋，只找到了核桃般大的一块窝窝头和一个笔记本。笔记本里夹着两毛钱的北海币，钱下面写着：“要是我牺牲了，这钱就是我最后的一笔党费。”记得后来和同志们谈到这类事情时，一个同志说过：“我们的战士死得是那么不屈和无畏，生前却是这样地‘享受’！”
这两件事，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生活感受，当时曾经教育过我；在学习写作时，它们又使我找到了一条与听来的故事相通的道路，使我对自己所要描写的人物有了粗浅的却比较实在的理解。
这些直接从战争生活中得到的感受，和卢春兰的故事融合了之后，首先我觉得对原来的故事所包含的思想内容认识得清楚了些，理解到：它不只是一般的群众支援游击队的行动，而是在革命落于低潮、处于困危中时一个党员与党的关系问题。于是作品的主题明确了。原来故事中的卢春兰，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共产党员，为了表达这个主题，我把她写成了党员。其次，我觉得故事情节更集中、更明晰了。我想，表现党员与党的关系，有形的东西莫过于缴党费了，于是便将送的咸菜改成缴的党费。这使得故事获得了一条主线，一切事件都围绕着缴党费（咸菜）这条线铺展开来。第三，随着这一番改造，我觉得人物的形象、性格在脑子里活了些，像见了掩护过我的那位大娘一样看见了自己的人物。表现人物思想感情的细节也自然涌现出来了。那位大娘把仅有的干粮给我吃，而让自己的孩子吃嚼烂的花生壳的情形，便成了小说中母亲从女儿手里拿下咸菜来的那个细节。此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在构思中融进了自己的感受和激情，我对人物的爱和写出她来的愿望更强烈了。我所写的已经不再是听来的故事，仿佛变成了自己亲历目睹的事情；卢春兰这个人物距我也不再那么遥远，她仿佛就是掩护过我的那位母亲，从而非把它写下来不可了。
这样，便学着写成了我的头一篇短篇小说《党费》。
（选自《短篇小说》，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