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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型：山药蛋派与荷花淀派
朱德发
要是说崛起于国统区或沦陷区的新浪漫派和社会言情派表现出一种游离于社会大潮和文学主潮之外的倾向，那么兴起于40年代解放区的“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则是适应时代潮流和文学主流而生。早在30年代初“左联”就提出了文学大众化的课题，虽然有不少作家有意识地运用传统形式或民间形式进行创作，但大都停留在“化大众”的层次上，仍被隔离在工农大众生活的圈外。抗战爆发后文学家纷纷奔赴抗日前线与亿万工农兵战斗在一起，这便为完成革命和历史向文学提出的大众化要求提供了最大的可能，直到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把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才把这种历史要求转换为文学的自觉意识，并从实际生活和革命实践出发提出了文学大众化和民族化的根本途径，于是大批作家便投入广阔的农村生活海洋，既转移了自己的立足点又调整了自己的审美趋向，遵循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文艺大众化民族化的道路，在艺术上进行新的探索和积极开拓，这样在农村的生活土壤里绽开一朵朵文学新花，其中最富有流派特征的文艺之花要算“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这两个流派与其他文学流派最显著的不同就是它们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色彩。
“山药蛋派”是一个以小说创作为主体的文学流派，它发端于40年代中期，赵树理是该流派的创始人和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虽然赵树理从事文学创作早已开始，但是真正显示其流派风格的文学创作乃是《讲话》后问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这些小说直接取材于山西太行根据地的斗争生活，并以新鲜朴实的民族形式、活泼生动的群众语言、健康机智的幽默风格，描绘全新的时代、全新的生活面貌、全新的农民精神境界，创造了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气派的新文学，不仅受到广大工农兵的欢迎和喜爱，也得到著名作家郭沫若、茅盾、朱自清等的肯定和赞誉。赵树理的出现为解放区文艺青年指出一条创作道路，这是条踏踏实实地创造大众化文学的道路，如果说毛泽东在总结新文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解决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那么赵树理则是在文学创作实践上树起了文学大众化的一面旗帜。赵树理之所以能在农村的沃土上培育出土香土色的文学之花，在文学大众化道路上独树一帜，毫无疑问是“深入生活”这座桥梁使他了解和把握了中国文化最底层的传统精华，为他通向文学大众化开启了大门。“生活”不仅给赵树理以纯朴真挚的感情，也使他从实际生活中深切地体验并理解了农民与传统民间艺术的血缘关系，既掌握农民的文化心态又了解到农民审美心理，这一切有助于形成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基调和底色。不过赵树理在现实生活中所熟悉的农民既不是在三座大山重压下悲苦哀叹忍辱负重的带着精神奴役创伤的农民，也不是带着强烈的自发盲目冒险情绪铤而走险的农民，更不是那种终日生活在封闭保守环境中安于命运摆布的农民，而是已经接受了新思想启蒙或受到新思想教育，具有鲜明政治意识，正在走向翻身解放的农民。因此赵树理是站在现代思想认识的高度，与农民处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上，带着新的愿望和新的感情来描写农村生活的变迁和农民的心理变化，不只是以赞美的笔调来歌颂农村的新事物和农民的新风貌，而且也以农民式的幽默口吻来嘲笑农村中的旧事物和农民中的落后人物，同时也以农民最喜欢的方式将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提出来。可以说，赵树理是地道的新型“农民作家”，他的创作风格是农民情感艺术化的个性表现，他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也是传统艺术的开拓者，并把传统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山西不少作家在创作民族化大众化文学过程中几乎不约而同地学习和追随赵树理的艺术风格，逐步形成了以赵树理为旗手的新文学群体，马烽、西戎、束为等都是这个流派的重要作家。作为一个文学流派，他们的小说创作具有一些共同特色：创作深深扎根于生活的泥土中，真实、深切、典型兼而有之，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艺术上追求大众化民族化，没有华而不实的豪言壮语，没有故弄玄虚的思辨色彩，也没有无病呻吟的浪漫抒情，有的只是纯朴自然、平实无华，创造富有民族传统的新的民族形式，不论人物塑造、情节构成或叙述方式都体现出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精神；语言简洁明快、干净利落，虽然是山西的农民语言，但都经过了提炼加工，既通俗易懂又合乎规范。孙谦对赵树理的语言作过这样评述：他没有用过一句山西的土言土语，但却保持了极浓厚的地方色彩；他没有用过脏的、下流和骂人的话，但却把那些剥削者、压迫者和旧道德的维护者描绘得惟妙惟肖，刻画得入木三分。赵树理的语言极易上口，人人皆懂，诙谐成趣，准确生动。这种语言是纯金，是钻石，闪闪发光，铿锵作响。这个流派也存在一些共同缺陷，如描写生活面不够广，人物心灵开掘不够深，为配合当前任务而图解政策使人物缺乏个性的作品也不少等。
从发展上看，“山药蛋派”的黄金时代应在解放后的50年代末，这时山西的作家陆续由北京等地回到家乡，以《火花》为阵地发表了大批有影响的充满了山西乡音土调的作品，不仅有老将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作家，还有一批新秀如孙谦、韩文洲、李逸民、宋贵生、杨茂林等。正当“山药蛋派”的发展出现好势头时，遭到一股极“左”思潮的袭击，对这个流派的主要作家和作品进行公开或不公开的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几乎遭到灭顶之灾。值得深思的是，这个流派不但没有被铲除，断了种，反而在新时期又出现了一批生机勃勃的小“山药蛋”，突出的有成一、张石山、韩石山、马力、潘保安等作家。这说明“山药蛋派”生命力不因人“捧”而生存，也不因“压”而枯萎，它的根深植于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要求之中，有着取之不尽的营养源，定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山药蛋派”在新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既体现出从“五四”新文学产生到1942年《讲话》发表文学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绩，又体现出多样化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向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发展的趋向和转机。
当“山药蛋派”在解放区文坛上开花吐艳之时，“荷花淀派”正在含苞欲放。孙犁与“荷花淀派”有不解之缘，而这种缘分首先来自于他与他生活过的地方——白洋淀一带的血缘关系。他参加革命工作长期奔波于白洋淀边，不仅熟悉这个地区的农民生活和风土人情，也了解这个地区所孕育的优美的艺术情趣，这一切既丰富了他的审美经验也陶冶了他的洁美心灵；但真正把孙犁与“荷花淀派”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则是他于1945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反映白洋淀一带军民战斗生活的文学作品《荷花淀》。从这篇小说中人们发现了荷花淀，发现了这里有一个诗情画意的艺术世界，并开始注意孙犁以深刻的抗日民族意识、浓郁的乡土意识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构筑起一种新的审美世界和审美理想，而在这种新的审美境界里充满了一种和谐优美的艺术气氛，新人物与新环境、新生活与新关系、新感情与新行动完全交融在一起。特别在他的《白洋淀纪事》出版后，本来就以水上游击战的动人事迹和传奇色彩驰名中外的白洋淀借着孙犁作品的艺术魅力更加引起海内外的注意和兴趣；随之孙犁又出版了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和中篇小说《铁木前传》，进一步确立了孙犁在新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他的别具一格的美学追求和艺术旨趣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文艺青年的仿学。从流派的角度说，孙犁是自觉地遵循自己的艺术选择，适应时代的要求创造了独具风采的艺术世界，不仅在创作上为自己划定了体验最深的生活领域，并把很多作家引人自己的生活领域而结成文学的伙伴，而且在艺术上形成了自己的美学思想，除了自己在创作实践上遵循它，还有意识地团结和培养了一批文学青年。在这种文学求同意识逐渐增强的氛围中和文学群体逐步靠拢的情况下，一个作家能否自觉地把握这种新文学的趋势则成为新文学流派形成的重要条件，而孙犁则完全具备这种条件，足以成为一个文学流派的代表，在当时晋察冀边区与孙犁朝着同一个审美趋向努力的作家还有梁斌、方纪、王林、康濯、沙千里、秦兆阳、李英儒、柳杞、李满天等，他们都在新现实的基础上力图创造一种真善美和谐统一的新文学，这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便形成了一个“荷花淀派”。不过“荷花淀派”与“山药蛋派”有所不同，它不像“山药蛋派”都是山西地面上土生土长的作家，无论在解放前或解放后都以山西农村为创作源泉和基地，而且他们也不像“山药蛋派”有大体相仿的经历、相近的气质和相似风格。虽然“荷花淀派”的主要作家各有审美追求和独具的艺术风格，然而从总体上细察其文学作品也能发现一些带有共同性的流派特征：从农村的日常生活中汲取和提炼题材，钟爱白洋淀、冀中平原、冀西山区这片热土，他们是农村生活的杰出歌者和画家，这一点与“山药蛋派”相近；竭力开掘生活之美和人性之美，醉心于美的形象和美的境界的创造，并赋予诗意化的表现和由衷的赞美之情，但他们并非唯美论者，而“永远是现实生活的真善美的卫道士”（孙犁语）；追求现实主义真情实景的深刻描写和浪漫主义诗情画意的浓淡点染的和谐统一，不只是表现那些浮光掠影的所谓“美”或有“诗意”的东西，并把时代精神和高尚优美的思想感情注入富有生命力的形象体中，若离开写实的笔力和浪漫的诗情就没有“荷花淀派”的美的创造了；他们的作品既不脱离政治也不给政治贴标签，总是使革命性和人民性从现实生活的诗情画意的抒写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正如孙犁所说，“政治作为一个概念的时候，你不能作艺术上的表现，等它渗入到群众的生活，再根据这个生活写出作品”，这就使政治倾向“溶化在艺术的感染力量之中”（《文学和生活的路》）。
由于孙犁有意识地培养文学新人，广泛联络作家，到了50年代“荷花淀派”有了更大的发展，刘绍棠、韩映山、从维熙等则成了这个流派的杰出作家。1957年以后这个流派虽然在极“左”的政治气候下逐渐走向解体，特别到了“文革”期间遭到摧残。然而历史和现实中的真善美是摧不垮的砸不烂的，它是富有无限生命力的，所以到了三中全会以后中断了几乎二十多年的“荷花淀派”又活跃起来，不仅孙犁的创作甚丰，而且刘绍棠、韩映山、从维熙等人的创作力进入一个新的爆发期，与二十年前他们的美学信念和美学风格相比有其内在的一贯性。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的艺术风格和美学理想影响所及是极其深广的，不只是河北省的作家如张庆田、贾大山等的文学创作与孙犁的创作思想和美学风格有一定联系，就是远在陕西山区的贾平凹的小说也颇有孙犁作品的气息和味道，当然我并不想把他们归入“荷花淀派”，只是说明“荷花淀派”的艺术风格为很多作家所倾倒。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荷花淀派”和以往的乡土性或地域性文学相比，显然是暴露意识和批判色彩淡化了，悲剧意识和忧愤情调也弱化了。他们着力挖掘并表现出的乡土生活之美和乡村人心之美深深地溶解在民族生活的风土人情之中，既体现出一种传统文化的优美色彩又体现出真善美的一种新融合，它标志着中国新文学的新发展，并为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新鲜经验。
（选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