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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史记·屈原列传》
石声淮
（一）
屈原不但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而且也是有影响的政治家；官至楚国左徒，地位华贵，仅次于令尹（楚国官制，令尹相当于后世的宰相）。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先秦书籍中竟没有提到他。屈原是坚定的合纵者，主张联齐抗秦；不但有议论，而且有实际行动。《战国策》记了屈原前后以及和屈原同时的许多纵横家，其中有一些人比屈原的作用小得多；但《战国策》没有记屈原。《战国策》录了荀子《赋篇》中的一首短赋，（见《楚四》“客说春申君曰”章），那篇赋无论从内容或是从艺术价值说，远比不上《离骚》；然而《战国策》偏不提到《离骚》。和屈原同时的学者如孟子、庄子等，著作中涉及不少的人，但都没有提到屈原。以后的战国诸子，著书立说，也未谈到屈原。
屈原死于公元前278年。一百年多一点之后，西汉著名青年学者、文学家贾谊于前176至前174年被派到长沙做长沙王吴差的太傅，在湖南作了一首《吊屈原赋》。这是一篇最早说起屈原的作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汉文帝曾采用贾谊的建议，作了一些改革，而且将重用贾谊。而绛侯周勃、滕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忌恨贾谊，向汉文帝诽谤贾谊，使汉文帝疏远了这位才华丰富的青年学者，派他做长沙王的太傅。《汉书·贾谊传》也这样说。《风俗通·正失篇》不尽相同，“孝文帝”一条中则说贾谊当众指责汉文帝嬖爱的邓通，因而被派到长沙。贾谊感到委屈，渡湘水，作《吊屈原赋》，借屈原的遭遇倾吐自己被谗谮的愤慨，指责“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这篇赋叙述屈原的部分不多，只说屈原“自沉汨罗”和“逢时不祥”。
以后，汉武帝初年（前140—前135），淮南王刘安朝见汉武帝，武帝“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见《汉书·淮南王传》。汉武帝命刘安作《离骚传》，早上刘安接受命令，下午就作成交上去）。这是第二篇说到屈原的著作。刘安的《离骚传》已经失传，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只保留了它的零碎片段。
第三篇说到屈原的著作是司马迁作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课文采用的是屈原部分，题为《屈原列传》）。从内容看，这是司马迁在公元前99年受宫刑（又叫“腐刑”，阉割；当时残酷的肉刑之一）之后而作，在屈原死后约两百年。
西汉后期大学者刘向（前74—前3）的《新序·节士》中有一条四百多字论述屈原。《新序》是刘向分门别类地钞辑各书而成书的。这一段文章的来源不可考。但它是我们现存的第四篇说到屈原的文章。它和司马迁的记载有同也有异。
（二）
如上所述，贾谊《吊屈原赋》中寄托了贾谊个人“逢时不祥”的怨怒。同样，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倾注了司马迁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愤慨。
《史记》中有许多篇列传具有明显的议论和抒情的成分；特别是《伯夷列传》（卷六十一）和这篇《屈原列传》（卷八十四），它们中的抒情和议论的成分，远超过记事和叙述，而成为全篇的主要内容。
为了说明《屈原列传》的议论和抒情，先交代一下“李陵事件”。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李陵带一支五千步兵的军队深入匈奴。行军顺利，汉武帝很喜悦。后来碰上单于（匈奴最高君主，相当汉的皇帝）大军，单于召多于李陵十六倍的骑兵攻陵，李陵一边向南撤退，一边反攻，斩杀上万的匈奴兵。但由于孤军深入，没有接济，没有援兵；加上有个叛徒名叫管敢的，把李陵军队情况告诉匈奴，匈奴知道李陵虚实，围攻加急，李陵在距国境百多里处被困投降。汉武帝知道以后，很愤怒。这是西汉时著名的李陵事件（见《汉书》卷五十四《李陵传》）。
李陵行军顺利时，汉的大臣们向汉武帝敬酒庆贺。李陵败降之后，那些原来敬酒庆贺的王公大臣归罪于李陵。汉武帝问司马迁。司马迁据李陵平日的表现，为李陵辩解，说李陵将要在匈奴中为汉立功；而且李陵虽损失了四千多人（五千人出塞，只有四百多人逃回），而斩杀的匈奴兵是汉损失的人数的一倍多，功大于罪。汉武帝以为司马迁替李陵“游说”，欺骗皇帝，加司马迁以腐刑。其实，司马迁和李陵没有私交，并没有欺骗汉武帝而为李陵游说的想法；只是汉武帝问他，他诚实地说了他的意见。司马迁说了诚实话而受刑，是很大的冤屈。因此，在写《屈原列传》时，为屈原忠君爱国而被楚国奸臣毁谤，被楚王流放，发了很多议论，寄托了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悲愤。《屈原列传》说到君主不分辨谁是忠臣、谁是奸邪，这样的君主将会“亡国破家”，十分慷慨激越。
（三）
《史记·屈原列传》主要的内容是抒情和议论。但全篇仍以叙事为线索。抒情和议论是由叙事引导出来，而且附着在所叙的事上的。再者，说抒情和议论的篇幅比叙事浓厚、强烈，不是说抒情和议论的篇幅比叙事长。从篇幅说，《屈原列传》叙事的篇幅比抒情和议论多些；但是读过《屈原列传》以后，所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它的抒情和议论部分。先让我们摸清本篇的脉络：
A.从篇首“屈原者，名平”至“‘离骚’者，犹‘离忧’也”，这一段是叙述。楚怀王由“甚任之”，一变而“怒而疏屈平”，于是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但司马迁说得很清楚，屈原作《离骚》不是计较个人受宠后失宠，而是“疾王听之不聪，谗谄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而悲伤愤激的。
B.从“夫天者，人之始也”到“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一段是议论。它承A段屈原作《离骚》，先说《离骚》产生于“怨”，“怨”产生于“穷”；这段先说“穷”，再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到“靡不毕见”五十四个字，概括《离骚》的内容。“其文约，其辞微”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是由对《离骚》的评价，发挥到对屈原的评价。这一段，是司马迁借屈原发抒自己“穷”和“怨”的情感，只是把“我司马迁”改为“屈平”了。附带说一句：“穷”是无路可走，是“劳苦倦极”“疾痛惨怛”之类，而不是“贫”。
据班固《离骚序》：
昔在孝武（汉武帝），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釂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也这样说。则司马迁这一段文章用了一部分刘安的《离骚传》。
C.从“屈平既绌”至“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眛”一段，是A段的继续叙事，记贪婪愚蠢的楚怀王，背弃屈原推行的卓著成效的合纵政策，在列国中孤立无援，以至屡次打败仗。
D.从“时秦昭王与楚婚”到“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一段，接C段，是叙事，记楚怀王不接受屈原的谏阻，而听信子兰的话，到秦国去，被秦王拘留而死在秦国。末“屈平既嫉之”一句，又是下面E段的开头。
E.从“屈平既嫉之，虽放流”到“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一段，又是议论，根据C、D两段，说楚怀王听信奸臣邪人的话，以至兵败国危（如C段），被拘留而在外国（如D段）；这样看来，昏君乱主的“亡国破家”，是咎由自取。这一段开头有些问题，下文再谈。
F.从“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到“于是怀石自投汨罗而死”一段，接D段而叙事，记屈原被楚顷襄王流放，最后作《怀沙》而死。本段开头“令尹子兰闻之大怒”的“之”，是代词，指D段末句（也是E段首句）“屈平既嫉之”这件事；F段紧接D段，中间被E段隔开了。
G.从“屈原既死之后”到结束。说楚国有些辞赋作家；但那些辞赋作家远不如屈原，因为他们“莫敢直谏”，只是以辞赋为君主取乐。后来，楚灭亡了。
（四）
司马迁借《屈原列传》抒发了自己的悲愤，也借古讽今，指出了君主“不知人之祸”，抒情和议论的成分很浓烈。但这仍是一篇史传，写了屈原，介绍了屈原的重要经历，表现了屈原的形象。
A段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是虚写，而下文有所照应。B段说屈原作《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照应“博闻强志”，也照应“明于治乱”。C段说“屈原既绌”之后，楚国外交上陷于孤立，战争则屡遭惨败，以至“大困”；这说明屈原当权（“王甚任之”）时，“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工作干得出色，如果屈原不“绌”，就不会这样挫败，照应“明于治乱”。《屈原列传》记屈原的话很少，看不出他“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辞令，但评论了《离骚》“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的语言之美，又录了他的《怀沙》，显示了屈原书面语言高水平的艺术成就，这是“娴于辞令”之一端。
除虚写外，《屈原列传》更实写了屈原的斗争。A段“造为宪令”时和上官大夫斗争；C段屈原谏怀王“何不杀张仪”，这是为维护联齐的合纵政策向张仪斗争，向被秦国收买的楚国内奸靳尚、郑袖等斗争。D段屈原反对楚怀王入秦，是对王子子兰斗争。这些斗争，屈原都失败了。然而屈原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失败使他精神和肉体受到摧残，但他始终坚持真理，不向邪恶的势力屈服。《屈原列传》记屈原和渔父一段对话（全文见《楚辞》的《渔父》篇），表示宁可死，也不“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保持了他的“独清”“独醒”。他写下他的遗言《怀沙》，“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用此作为斗争，向世界宣告：“我始终坚持真理，没有投降！”
但司马迁写这篇列传，太过于着重抒情和发议论，屈原的形象不够丰满。B段虽有屈原“竭忠尽智”，F段虽有屈原“眷顾楚国，系心怀王”的话，而没有足够地突出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正如1981年3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一文中指出的：“爱国主义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就是巨大的精神力量。”屈原敢于斗争，敢于孤立，失败之后不动摇，不屈服，不妥协，是有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支持他，鼓舞他。这股巨大的精神力量，来自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伟大、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使中国人作出豪迈的爱国事业，使诗人创作出最瑰丽灿烂的诗篇。如果抽掉爱国主义思想，屈原还剩下多少？和宋玉、唐勒等俳优文人有什么分别？司马迁虽把屈原作为正面人物而写，却没有明显地突出屈原这一最本质的精神，不免抑损了这篇《列传》的教育意义。
《史记·屈原列传》没有录《离骚》。是由于《离骚》篇幅太长吗？不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全文录了《子虚》《上林》那样长篇的赋，应该有理由录《离骚》。看来，这也是《屈原列传》的不足之处。介绍屈原，最好录《离骚》，让屈原自己说话。司马迁用一段文字概括《离骚》：“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而“自怨生”，只是和“劳苦倦极”“疾痛惨怛”一样，是个人的遭遇。试想，《离骚》中表现屈原对楚国那样无限深情的恋慕，甚至“临睨乎旧乡”以后，天国都不愿游了，千秋万岁以后还激动着读者，这仅仅是个人的“穷”和“怨”吗？
这篇《列传》确是情感充沛，在于司马迁在全文发抒了因李陵事件受刑的怨。但这篇《列传》的不足之处，也在于司马迁借屈原的遭遇发泄自己的怨，因此在取材方面，只偏重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遗漏了屈原更重要的方面；叙述是如此，只录《怀沙》而不录《离骚》也是如此。
（五）
司马迁这篇《屈原列传》供给我们以研究屈原的重要资料。但可能由于司马迁所据的史料不完整，《屈原列传》的叙述有不明白之处。
E段说屈原“虽放流，……不忘欲反”，是屈原已被流放在外，但念念不忘，想回到楚都（“反”，同“返”，指回到郢都）。但这句很突然。前面A段“王怒而疏屈平”，C段“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只说屈原被“疏”，不是被“放流”。“疏”是疏远，不被亲信，而且能充当到齐的使者，出使回楚以后能向楚王说话，也不会是“放流”。这里说“虽放流”，为什么“放流”，什么时候“放流”的，《列传》中都没有交代。F段“顷襄王怒而迁之”，在“虽放流”之下，是以后的事，不指这时“放流”。“虽放流”没有说清，应是一个疏漏。
楚怀王动身赴秦之前，屈原还谏阻他，说“不如无行”（D段），可见屈原当时没有被流放。以后，楚怀王没有回楚国，屈原没有被楚怀王放流。E段说“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到自沉汨罗而死；顷襄王放逐屈原于江南，是无疑的。问题在于D段楚怀王入秦以后，E段顷襄王迁屈原至江南以前，屈原被流放过没有。
据屈原的作品，屈原放流到江南之前，曾被放流到汉北。《九章·抽思》“倡曰”下：“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又说怀念郢都，“魂一夕而九逝”地苦闷（这和《屈原列传》说的“不忘欲反”相合）。地点是汉北。又据《招魂》，楚怀王死在秦国，屈原作《招魂》招楚怀王的魂和他一同回到楚，“汩吾南征”，“路贯庐江”，“与王趋梦”从汉北到郢都，要“南征”，要“路贯庐江”（古代中庐县在今湖北省南漳、宜城一带。当是以庐江得名。庐江可能是蛮河，或是业已干涸的古代河流），然后“趋梦”（驰向云梦。今江汉平原是古代云梦沼泽地带），大队车马（“结驷千乘”）沿途驰骋围猎。楚怀王于公元前296年死于秦，屈原当时已在汉北，这年是顷襄王代楚怀王行政的第三年。屈原被放逐到汉北，当在怀王入秦以后，怀王死之前，这一事故，是据屈原作品推算的（参考郭沫若《屈原研究》和《今昔蒲剑》），大约史书没有记载，司马迁缺漏了，使我们读《屈原列传》到“虽放流”，感到上下文不相衔接。
据A段，屈原作《离骚》的时候，是“造为宪令”时和上官大夫斗争失败之后，而在C段张仪到楚收买楚国内奸之前。但刘向《新序·节士》没有“造为宪令”的事，而是张仪到楚收买了楚国内奸靳尚、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屈原列传》中没有此人），夫人郑袖之后，这些内奸进谗言排斥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和《史记》不同。到底《史记》对呢，还是《新序》对呢？我们根据《离骚》看：《离骚》是有司马迁说的“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这个内容，可以解释为屈原起草宪令，拒绝上官大夫“欲夺之”以后，被上官大夫谣言中伤的事。而《离骚》中指责向楚王进谗的是“党人”，是“众”，那就不仅是上官大夫一人。《新序》说向楚王谗毁屈原的是一个内奸集团，《新序》似乎比较合理。而且，《新序》说的内奸之中，有令尹子兰和司马子椒；而《离骚》说巫咸降神后，屈原想到“余以兰为可恃”，而兰“委厥美以从俗”，“椒专佞以慢帽”，指责兰和椒，“览椒、兰其若兹”，和《新序》提的名单相合。《新序》可信的成分较多。至于《新序》说到张仪贿买，《离骚》没有（《离骚》说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不是指受张仪贿买），可能那些见不得天日的事，不为屈原所知。只是《新序》说“屈原遂放于外”，如果有这回放逐的事（被楚怀王所放），那决不是放于汉北（被顷襄王所放）。
（选自《语文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