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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武传》的写人艺术
孟庆华
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先例;班固的《汉书》继承了这种传统,其成就虽然比不上《史记》,但仍不失为千古名著。《苏武传》就是其中脍炙人口的一篇。它是爱国主义的传统教材。
(一)
《苏武传》作为一篇人物传记,自然应该忠实于历史,按照历史原来的样子,不能随意地涂抹和虚构,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绝不等于说它的作者因此就只能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只是毫无遗漏地、不分主次地把有关的史料如数地、纯客观地罗列出来。恰恰相反,对于写什么和怎么写,作者还是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班固在这方面充分地显示出自己驾驭史料的能力。他按照自己的美学观点和是非标准,对苏武的有关史料进行了认真的审核和取舍。
这首先表现在他善于截取最能体现苏武传本质特征的在匈奴的十九年经历,作为文章的中心。在匈奴的十九年,对于苏武的整个一生来说,虽然只是一段,但是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却完全可以反映出苏武最基本的性格特征,概括出他整个一生。这就好比截取一棵大树的横断面,只从这个横断面上就可以知道这棵大树的年龄和生长情况一样。
其次,对于苏武在匈奴十九年的生活经历,作者也不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而是选取几个最有代表性的片段,收到以点概全的效果。这些片段是:为了不“屈节辱命”,他连续两次自杀,一次未成,一次未果;继而卫律逼降于前,李陵劝降于后,软硬兼施,但他宁死不屈,忠贞不二;匈奴贵族想方设法从肉体上折磨他,断绝他的粮食供应,不得已,他“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但始终毫不动摇;后来闻汉武帝“崩”,他“号哭、欧血”,一连好几个月。可以想象得出,苏武在匈奴长达十九年的漫长岁月中,接触过的人当然绝不止于卫律、李陵那么几个人,经历过的事情更不止于文中所写的那么几件;但是作者完全没有必要全部地罗列出来。
那么,这样会不会有损于苏武的形象而削弱其感染力呢?当然不会。而且正好相反。这里选取的虽然只是几个生活片段,但是却非常集中地展示出苏武那宁死不屈、忠贞不贰的性格特征,而且这种性格特征又明显地是以他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的深沉热爱和忠诚为基础的。人们透过这几个生活片段,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苏武的全貌。所以,比起不分主次轻重的事实的罗列,苏武的形象不是单薄了、模糊了,而是更丰满、更鲜明了。这大概就是《苏武传》感人至深的重要原因之一。
无可讳言,和封建社会许多英雄人物一样,苏武的这种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也是与“忠君”思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自然不能以今天的想法苛求古人,求全责备,但也应该看到他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既有苏武本人的原因,也有作者班固的原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正统思想,苏武和班固都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苏武身上本来就有浓厚的“忠君”思想,班固之所以对他如此感兴趣,恐怕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班固写苏武这个人物时,又由于本身的原因,把“忠君”思想渗透到对苏武的记述和描写中,这就使苏武的“忠君”思想变得更加鲜明、突出了。但是这些,丝毫也不能削弱苏武感人的力量。一千多年来,苏武的形象一直激励着无数爱国志士就是明证。
(二)
为了更好地突出苏武这个形象,选材自然重要,可是选材之后的剪裁、安排,同样必不可少。而在这方面,《苏武传》的作者又显示出自己组织结构的能力和独具的匠心。
《苏武传》除了开头简要地介绍苏武出使匈奴的原因,以及结尾扼要地交代匈汉和亲、苏武归汉等情况之外,其余都紧紧围绕着一个“逼”字,使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波澜起伏;而苏武始终处于矛盾冲突的中心,通过他对待矛盾冲突的态度,展示出他的性格特征。尽管这些都是人物事件的本身所决定的,但是如果没有很高的驾驭结构的能力,则断然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变化多端、跌宕多姿。这里,我们且不说由于张胜参与缑王和长水虞常等的谋反,苏武怕牵连自己而“重负国”,一次自杀未成,一次自杀未果;也不说他如何经受肉体上的折磨,照样持汉节牧羊,对汉王朝一如既往,忠贞不贰;这里只讲讲他和卫律、李陵所进行的那两场面对面的斗争。
副使张胜参与缑王和长水虞常等的谋反,按理张胜应处在矛盾冲突的中心;但由于作者巧妙安排,对张胜的受处只是三言两语交代一下,然后笔锋一转,一下子就把苏武推到矛盾冲突的中心。作者的匠心,由此可见一斑。“卫律逼降”一段,是苏武与以卫律为代表的匈奴贵族之间所进行的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阴险、狠毒的卫律精心地策划了这一场逼降。在这之前,他和苏武已较量过了,他当然知道要使苏武投降,那是谈何容易!他深知张胜不堪一击,杀鸡焉用牛刀?根本不需要如此大动干戈。他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达到另外一种目的:借以胁迫苏武投降。果然,卫律凭借刀剑不费吹灰之力就降服了张胜之后,他又用同样的方法妄图慑服苏武——“复举剑拟之”,这时摆在苏武面前很可能只有两条路:或者像张胜那样屈膝投降,成为可耻的叛徒;或者忠贞不屈,以死报国。苏武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一条路。狡猾的卫律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诱以高官厚禄,并进一步抛出“与君为兄弟”企图以情缘挑之。但是得到的却是苏武先对他嗤之以鼻的回答:“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汝为见?”既是斥责,又是嘲讽。接着又列举历史上的大量史实,严正警告卫律之流:杀害汉朝使者的绝没有好下场!义正词严,气贯长虹。这哪里像是卫律在审判苏武,分明是苏武代表汉王朝宣判卫律的罪行。卫律的反应,作者一句也没有写,但其张口结舌、无地自容的狼狈相,以及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逃走的丑态,读者是完全能够想象得出来的。类似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作者剪裁之精当。总之,在这一场斗争中,苏武不畏刀剑、不受利诱,进一步突现了他那宁死不屈、疾恶如仇的品格。读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如果说卫律逼降,对苏武来说,算得上一场小小的考验的话;那么,李陵劝降则是一场更严峻的考验。这里虽然没有刀剑的声音,但是糖衣裹着的炮弹却更容易致人于死命。因为李陵和苏武一向交情甚厚,劝说的言辞更娓娓动听,更何况他所采用的还是“挖心战术”呢?他先像朋友之间叙家常似地向苏武讲述了苏武离汉以后,苏氏一家的悲惨遭遇:长兄苏嘉被“劾大不敬,伏剑自刎”;弟弟苏贤奉命追捕“宦骑”而“不得”,“惶恐饮药而死”;母死;妻“更嫁”。在封建社会里,像苏武一家这样的悲惨遭遇,本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此时此刻,从李陵口里说出来,其险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挑拨苏武对汉王朝的不满,最后达到劝降的目的。如果说上面那些话还有些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下面的话就更赤裸裸了:“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在李陵想来,讲得够委婉动听的了,不容苏武对朝廷不生二心;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苏武的回答却是:“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字字玑珠,掷地有声,道出了苏武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一心报效国家民族的一片赤胆忠心!
总之,作者把苏武放在矛盾冲突的尖端,通过他的语言行动展示其性格特征。尽管总的都是为了“拒降”,但说话的对象不同,说话的具体内容和口气也就有所不同:对于卫律,他重在斥责,语气急切而严峻;对于李陵,语气委婉而肯定,同时暗含着讽刺。一切都像在生活中一样,人物形象活灵活现。
(三)
《苏武传》除了把苏武放在矛盾冲突的中心,通过他的语言、行动对他进行正面描写外,还借助于人物之间的关系,通过强烈的对比和反衬,达到侧面烘托的目的。作者写卫律、李陵和张胜,毫无疑问,都是为了突出苏武“有代表性的性格”(恩格斯语)。张胜的贪生怕死与苏武的宁死不屈所构成的对比,那是显而易见的,无须细说。卫律和李陵自己投降匈奴不算,反过来又软硬兼施,逼迫和引诱苏武投降,他们对苏武所起到的对比、反衬的作用,自然更进了一层。且听卫律的“劝降”词:“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不打自招,卫律看重的是利禄,毫无节操。这和苏武的“富贵不能淫”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李陵劝降的目的非但没有达到,反而使自己感到自惭形秽:“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李陵的自惭形秽,毫无疑问,更反衬了苏武的高尚气节。如果把卫律、李陵之流比作伏地而行的侏仔,那么苏武堪称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由于作者的巧妙安排,在同一个场面里,既有正而描写,又有侧面烘托,一箭双雕,相得益彰,笔墨更是相当经济。
孟子曾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来称赞古代那些仁人志士。对于这个赞语,苏武无疑是当之无愧的。今天,我们读《苏武传》,还仍然觉得好像有一股浩然正气迎面吹来,我们还不能不为他那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所感动。
(选自《阜阳师院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