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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名副其实的“过唐论”
——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浅说
党天正
朝代盛衰，兴亡相继，随着旧王朝的覆灭，新的王朝又代之而起，开始了新一轮的统治历史。前车之覆，当为后车之鉴。对刚刚取得政权的统治阶级来说，在推翻旧王朝的同时，又不能不反省自身，思考自己王朝的命运，及时总结历史经验，从前朝的败亡中汲取教训，引出戒鉴，从而较量长短，改弦更张，避败就胜，以维护自己统治的长治久安。汉代以降，大抵如此。
（一）
西汉方兴，汉高祖刘邦和陆贾有一段十分著名的对话。因陆贾“称诗书”，刘邦便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反言相问：“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受到顶撞，大为不悦。但当时正值立国之初，万事未安，百废待举，统治者尚未在国人中树立起自己的良好形象，还不便以“大不敬”来处置才士。刘邦虽未问罪于陆贾，却出了一道题目：“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此题一出，陆贾遂应命属文，撰成《新语》一书，论说秦代和前朝的成败得失。此后，一些文人学者都竞相在这个题目下面大作文章，以至总结“秦所以失，汉所以得”，以及历代兴亡之迹，成为汉初散文的共同特征，一时蔚为风气。陆贾之后，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等又继之而起，凡所立论，大都不出这个命题。其中最切题、最出色的文章，当推贾谊的《过秦论》。此文详尽地分析了秦所以能削平六国及其所以迅速灭亡的原因，简洁明确地得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结论。董仲舒虽也有作，但着眼点不同，方法自异，他力图以天人感应的观点来解释盛衰循环之理。司马迁立志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史学巨著《史记》，更是在这个总题目下所作的大块文章。由此可见，汉代初年的散文，是皇帝出题目，文人们去作的，文章内容也是按皇帝的意旨写的。
（二）
北宋的情况和西汉自是不同，但著文以稽成败，撰书以垂鉴戒，却与汉代相近。北宋前期，一些关切国事的文人学者，一般都很注意研究前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以警戒当世，欧阳修、尹师鲁、司马光等莫不如此。他们为文作史，其立足点都在治乱兴亡，政治得失，而不在其他方面。作为一代文宗，欧阳修又颇重治史，用力极勤。他留心前朝史事，历观成败得失，联系现实，借古讽今，用近三十年的时间著成《新五代史》，其目的在于总结历史经验，用相隔不久的五代之兴亡成败，给北宋的统治者提供鉴戒。如他自己所言：“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欧阳文忠公文集》附录卷五“事迹”）这不正是他治史的宣言和昭示吗？
《新五代史》总结前朝经验，引为鉴戒的事例很多，《伶官传序》之论伶人败政乱国，即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目之一。欧阳修之为史，极重得失存亡，对一些他认为特别值得后人警惕的事件，或发人深思的问题，都用序、论的形式阐明自己的看法，《伶官传序》就属于这类文字。文章通过总结后唐庄宗既得天下又失天下的历史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指出国家的盛衰主要决定于人事，而非天命。对历史的升沉，王朝的盛衰，能从人事方面加以考察，推究其因，其观察事物、论析问题的视点与角度无疑是正确的，识见是极为可贵的。这种看法，不但在当时富有现实意义，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我们深思。欧阳修之考究后唐的败亡，与贾谊之推论秦朝的破灭，直是如出一辙，略无二致。
（三）
《过秦论》是评述秦的过失，揭示其顷刻覆亡的原因。《伶官传序》是论说后唐的错谬，指出其迅速败灭的根由。两文从撰述背景到写作意图，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地方。据此，窃意《伶官传序》俨然就是一篇“过唐论”。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作如下比较：
首先，从两文写作的背景和目的来看，如前所言，贾谊身处封建盛世的汉代，他的《过秦论》是在汉初统治者要求总结历史经验，从中汲取教训，进而采取新的统治政策，以巩固新生的封建政权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的。作为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贾谊当然有维护自己王朝、维护自己阶级利益的要求，因而，他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写出了《过秦论》这篇著名的政论散文，论述秦之盛衰，推究其“所以得，所以失”的缘由，使统治者有所警惕，引以为训，为维护西汉政权尽一点臣子之责。
欧阳修生当弱宋之际，和贾谊相去甚远，千年之间，几多变易，时移而势迁。北宋王朝建立之后，一直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大官僚、大地主的政治经济利益，“不立田制”，“不抑兼并”，贵族豪强享有免役、免税等种种特权。随着土地和财富的高度集中，统治阶级日益腐化堕落，为了充盈贫竭日空的国库，维持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支付连年战争的巨大开支，也为了满足外族统治者输款纳币的苛刻要求，求得暂时的苟安，他们对内则加紧搜刮民脂民膏，残酷压榨穷苦百姓，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对外则忍辱求全，非但不力图振作，反而一味地妥协退让，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民贫国弱，外族步步进逼，民族矛盾日趋激烈。在统治阶级歌舞享乐、粉饰太平的背后，潜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统治集团中一些思想敏锐、头脑清醒的有识之士，从关切王朝命运的立场出发，或者给统治阶级出谋划策，促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调整统治政策，以缓和社会矛盾；或者身体力行，在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默许和支持下，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以挽救社会危机；或者著书立说，总结前朝的兴盛败亡，以为当朝之戒，警告和提醒统治阶级，革除弊政，励精图治，使国家走上复兴之路。欧阳修的《伶官传序》，正是这种历史条件和现实社会的产物。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对统治当局的腐朽，对自己阶级的没落，欧阳修不可能漠然置之，无动于衷。他一方面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改革运动，一方面著述撰文，大声疾呼，从历史的烟云中撷取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以垂示当世。
可见，《过秦论》和《伶官传序》，都是对前代盛衰兴亡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其目的也都在于维护当朝的统治。所不同的是，《过秦论》是贾谊按皇帝拟定的题目写的，是应制之作。而在欧阳修的时代，统治阶级并未明确地向文人学者提出类似的政治要求，《伶官传序》的写作，则显然出自作者的自觉行动，带有一种自发的性质。
其次，从文章的思想内容来看，《过秦论》的主旨是总结、推究秦代灭亡的历史原因，在贾谊看来，秦朝所以迅疾覆亡，就是因为其推行暴政，不施仁义。像秦朝这样一个“席卷天下”、“威振四海”、举世无敌的强大帝国，却在率疲惫散乱之众数百的陈涉的奋臂大呼下顷刻瓦解。这就说明，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足以给封建王朝以致命的打击。统治者如若不向人民作些让步，施行一些仁政，那只有丧失民心，最终走向灭亡之途。文章表面上是论述秦的兴亡，实际上是提醒汉朝统治者应以秦为戒，推行仁政，争取民心，以免重蹈秦朝的覆辙。
《伶官传序》的中心思想是总结和寻绎后唐灭亡的历史因由，说明国家的“盛衰之理”，非关天命，实由人事，揭示忧虑勤劳能使国家兴盛，安逸享乐会使自身丧命的道理。作者认为，后唐所以兴盛，就在于统治者的“忧劳”，而其所以破灭，原因又在统治者的“逸豫”。同样，此文名义上是写后唐的盛衰之迹，实际上，作者托古讽今，对症下药，通过活生生的后唐兴亡史，提醒和勉励当今之主要努力做到“忧劳兴国”，防止和避免“逸豫亡身”，“得之难而失之易”，步后唐覆亡的后尘。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北宋之亡于金人，南宋之灭于蒙元，其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宋朝统治者只求苟安享乐，不图振作，毫无进取之心。欧阳修早在北宋前期就能洞悉未来，明察事理，看到问题的严重性，这说明他是有一定的历史眼光的，不愧为一个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的杰出政治家由是观之，《过秦论》和《伶官传序》都是在评说历史，推究原因，总结经验，提供鉴戒，两文的思想内容不无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贾谊是论秦，欧阳修是说唐。
再次，从文章的写法来看，在谋篇布局上，《过秦论》先极写秦朝吞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威势，可谓盛极一时。接着写陈涉起事反秦，天下云合响应，秦朝迅疾灭亡。最后据题立意，因叙而议，点明缘由，得出结论。文章结构严谨，剪裁得当，笔笔设伏，层层照应。《伶官传序》开宗明义，正面提出主张，以此作为全篇的总纲。继而叙写庄宗接受父王遗命和执行遗命的情况，以具体的历史事实作为论述盛衰之理的例证，通过记述后唐的兴盛破亡，进一步阐明成败由人的道理。篇末生发议论，探究因由，总结教训。文章逻辑严密，布局恰切，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两文的运思谋篇，大体相类。论述前代兴亡，由盛而衰，由叙写史事到议论说理，最后画龙点睛，一语破的。不同的是，两文虽然都是史论文章，基本上也都由提出论点、分析论证、揭示题旨这三部分组织成文，但相比之下，《伶官传序》更像一篇严密规范的政论文。
在表现手法上，《过秦论》善用衬托对比，极力渲染秦的强大，反衬它的易亡；虚张六国合纵的声威，反衬秦人的善攻；备言陈涉的卑微弱小，与六国的煊赫强盛构成鲜明对比，突显了秦朝灭亡的基本原因。对比反衬愈是强烈，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愈加突出。《伶官传序》同样采用了对比的手法，主要是后唐的盛衰之比，先写庄宗极盛的史实，再写其极衰的场面，后面总言兴亡，喟叹不已：“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一盛一衰，既扬又抑，交错成文。通过盛衰之比，作者意在昭示忧劳兴国、逸乐亡身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历史教训。
在语言方面，两文都大量地运用了排比、对偶的句式，又多用短句，音节紧促，一气流注，艺术感染力极强。《过秦论》铺陈夸张，文笔酣畅，感情充沛，气势磅礴，带有战国纵横之风；《伶官传序》辞气极盛，波澜迭起，沉厚淋漓，顿挫有致，见出哲人的才气。更值得注意的是，两文在论述前代衰亡之时，使用的语言亦极为相近。《过秦论》写秦的灭亡，说其发难者陈涉是出身低贱、才不惊人的平庸之辈，“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文末，作者深有感慨地议论说：“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伶官传序》写后唐的衰亡，说其首先叛乱者亦是一介匹夫，然“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议论后唐之主是“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语言、文意的相似，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清人沈德潜曾盛赞欧阳修的《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其实，《伶官传序》不独得力于《史记》，而且也深受《过秦论》的影响，两文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方面，颇多相同或相近之处，其间的传承关系，昭然可见。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欧阳修的《伶官传序》，堪称一篇名副其实的“过唐论”。
（选自《宝鸡文理学院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