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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名副其实的“过唐论”
——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浅说
党天正
朝代盛衰，兴亡相继，随着旧王朝的覆灭，新的王朝又代之而起，开始了新一轮的统治历史。前车之覆，当为后车之鉴。对刚刚取得政权的统治阶级来说，在推翻旧王朝的同时，又不能不反省自身，思考自己王朝的命运，及时总结历史经验，从前朝的败亡中汲取教训，引出戒鉴，从而较量长短，改弦更张，
避败就
胜，以维护自己统治的长治久安。汉代以降，大抵如此。
（一）
西汉方兴，汉高祖刘邦和
陆贾有一段
十分著名的对话。
因陆贾
“称诗书”，刘邦便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陆贾反言
相问：“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受到顶撞，大为不悦。但当时正值立国之初，万事未安，百废待举，统治者尚未在国人中树立起自己的良好形象，还不便以“大不敬”来处置才士。刘邦虽未问罪于陆贾，却出了一道题目：“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此题一出，
陆贾遂应命
属文，撰成《新语》一书，论说
秦代和
前朝的成败得失。此后，一些文人学者都竞相在这个题目下面
大作文章
，以至总结“秦所以失，汉所以得”，以及历代兴亡之迹，成为汉初散文的共同特征，一时蔚为风气。陆贾之后，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等又继之而起，凡所立论，大都不出这个命题。其中最切题、最出色的文章，
当推贾谊
的《过秦论》。此文详尽地分析了秦所以能削平六国及其所以迅速灭亡的原因，简洁明确地得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结论。董仲舒虽也有作，但着眼点不同，方法自异，他力图以天人感应的观点来解释盛衰循环之理。司马迁立志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
，其史学巨著《史记》，更是在这个总题目下所作的大块文章。由此可见，汉代初年的散文，是皇帝出题目，文人们去作的，文章内容也是按皇帝的意旨写的。
（二）
北宋的情况和西汉自是不同，但著文以
稽
成败，撰书以垂鉴戒，却与汉代相近。北宋前期，一些关切国事的文人学者，一般都很注意研究前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以警戒当世，欧阳修、尹师鲁、司马光等莫不如此。他们为文作史，其立足点都在治乱兴亡，政治得失，而不在其他方面。作为一代文宗，欧阳修又颇重治史，用力极勤。他留心前朝史事，历观成败得失，联系现实，借古讽今，用近三十年的时间著成《新五代史》，其目的在于总结历史经验，用相隔不久的五代之兴亡成败，给北
一篇名副其实的“过唐论”——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浅说【教师用书选择性必修中册第三单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