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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下册 第六单元 资料链接
《变形记》赏析
范劲
异化的实质就是人同自身的疏离。人不认识自身了，不认识自身周围一度熟悉的环境了，由此造成的心理效果，就是一种恐惧、不安，就是海德格尔讲的烦和畏。可是烦和畏包含在“此在”的现象学结构之中，是“此在”的在的方式，如此说来，人无时无刻不处在异化当中。异化未必全是坏事，黑格尔式的精神攀升就是自我异化，克服个别性达到普遍的意思。但反过来说又有脱离自然的危险，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感受不到黑格尔在抽象体系中发现的绝对精神的引领，却只是承受那种无归宿感带来的恐惧与茫然，因为从前的价值观念，从前借以把握世界和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认识方式应付不了眼前的现实世界于是变得陌生而不可理喻了。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异化本身也无法清楚地显示出来，因为作为参照系的环境无时不随异化主体而变化。于是卡夫卡布置了一个骤然的场景转换，使《变形记》成为差异的游戏。一夜间变成了甲虫的格里高尔成了家中的寄食者，这一摆脱了人形的明显差异，却使他原来的工作环境、责任与他在家中扮演的赡养者角色第一次凸现出来。由格里高尔的变形导致了许多小的变形，大的差异引发了许多小的差异。家人无法完全卸去对他的责任，但变形者不再属于他们的世界，却是无疑的事实，他们不得不同时以变形来应付格里高尔的不幸带来的问题：重新走入职业生活的父亲由不中用的老朽恢复了家长的权威，为了使现在的家庭不受骚扰，对变形的儿子采取严厉的压制政策；母亲由操劳过度的老人一度变成格里高尔的保护者，最后回复到弱者和被保护者的状态；变化最大的则是妹妹，在她身上格里高尔曾寄托了最大的希望，可她由格里高尔起初的同盟变成了最坚决的对手，第一个明确要求将过去的哥哥同眼前的虫子区分开来，直到他死后，看到他干瘪的身体，她才恢复了使用“他”的人称。
我们这里所选的是小说开始的一部分。文本开始于一句漫不经心的陈述，叙事者以简单的陈述给出一个简单的事实，生怕激起读者的丝毫不安，更不愿将日常生活秩序搅乱，可正是这种漫不经心造成了恐怖效果，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恐怖的本意就是熟悉的东西变得不熟悉了：“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同样地，面对突然的变故，主人公也没有惊慌失措，倒是镇静地对眼前的情况进行了一番理性的审视：这不是梦，可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实，似乎并没有超出常识理解范围，他的房间仍“静卧在四堵熟悉的墙壁之间”——他并没有脱离熟悉的世界。这件倒霉事大概得归咎于自己的职业，作为旅行推销员的他得日复一日地奔波，忍受不定时的劣质伙食，没有真正的朋友，而这一切的原因是父亲当年的破产欠债，使他早早担起养家的重担。他巴望这种日子早日结束，所以从心理学上说，“变形”也有逃避的意味。
同时他仔细检验自己新获得的生理特性。面前乱舞的细腿，身上的斑块和隆起的后背，都证明了他作为甲虫的特性，但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不安。他没有什么生理上的不适，“除了有一种在长时间的睡眠之后确实是不必要的困倦之外，格里高尔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他一门心思只是放在这件事情给职业带来的影响上，变形虽说是一种讨厌的感觉，但实质性后果却只能由工作情况来确定，只要能及时赶上火车，不耽误生意，那就证明一切照常，今天的变故不过像偶尔的感冒一样无伤大雅。就是说，健康与生理结构失去了同自我的必然联系，而仅和职业相关，经济需要决定了自我的判断，这就是工业社会导致的异化现象。
可他还不太适应新的身体机能，他无论如何也起不了床。起床这件事是他变形后和世界发生的第一次冲突，是重新进入世界的先决条件，这第一回合就给他难堪，因为他的身子宽得出奇而又极其笨重，他现在没有胳臂和手，只有众多难以控制的小腿，一刻不停地向四面八方挥动。几番尝试都未得手，他累得精疲力竭，不过潜意识里希望尚存，他指望着家里的帮助来克服眼前的困难：“如果有人来帮他一把，这一切将是何等的简单方便。两个身强力壮的人——他想到了他的父亲和那个使女——就足够了；他们只需要把胳臂伸到他那拱起的背下，这么一托把他从床上托起来，托着这个重物弯下腰去，然后只需小心翼翼耐心等待着他在地板上翻过身来，但愿细腿们一触到地便能发挥其作用。”在格里高尔的心中，这个希望的落实似乎无可置疑，而眼下并没有到非需要援救的地步，那就让它留在原地，充作默然的鼓励吧，想到这一层，他感到由衷的欣慰，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可他的信心在动摇，窗外的景色代表了心境的变化，也象征着未来前景，但是“甚至连这条狭街的对面也都裹在浓雾中，这一片晨雾实在难以让人产生信心和乐观的情绪”。变形后所面临的世界茫然一片，脱离了格里高尔的把握，他对家人寄予的希望最终也将自行破灭。
秘书主任的来访揭开了家人和变形后的主人公打交道的序幕。因为格里高尔错过了火车，秘书主任前来兴师问罪，这下打乱了格里高尔在动物身份和职业之间达成妥协的计划。听到上司驾到，情急中他不顾一切地滚下了床，在地上摔得半死。他要尽快冲出门去，要给秘书主任一个圆满的解释，这一点大约不难做到。他边急着出门还边想：“那些现在如此渴望见到他的人一旦看见他时会说些什么。如果他们给吓住了，那么格里高尔就不再有什么责任，就可以心安理得。但是如果他们对这一切泰然处之，那么他也就没有什么理由要大惊小怪，只要抓紧时间就真的可以在八点钟赶到火车站。”这种计算可以说既狡猾又幼稚，其中的逻辑无非是：要么他真变形了，也就是病了，那睡过了时间赶不上火车，责任就不在他，要么他就是在别人眼里一切正常，那他至少不是动物，也不用为自己变形的怪事操心了。这正体现了希腊悲剧的实质：主人公在悲剧性的盲目状态中行动，无法看清自己真实的处境。变形者的所有行动和对自身状态的一切认识都依
赖于外界，他不是独立判断，而是在不切实际地设想，同时牢牢相信他人判断的优越性。如果说希腊悲剧是古典悲剧，《哈姆雷特》是现代悲剧的开始，这就是现代悲剧的极端化。
总之，对工作与职业的思考压倒了对目前变形的焦虑，这正说明了他在社会生活中经历的异化程度有多么深。人变成甲虫只是场景的转换，真正构成卡夫卡式“怪诞”的，是变形后的主体沿用他从前的认知方式，以至于无法应付新的处境，而这也是卡夫卡揭示的现代人的认识论处境。格里高尔的变形并不彻底，他现在是人的思维加上虫的身躯，这一微妙差异却使无论虫的生理特征(所指)和人的思维(能指)都清楚地呈现出来，而矛盾造成的困惑使读者无论对意义还是符号本身都要投入双倍注意力。纳博科夫曾在他的课堂上，对学生们得意地宣布了他的“重要发现"：这样一种甲虫应该属于有翅目，可是格里高尔就从来没有发现他背上的硬壳下有翅膀。言下之意，变形者的问题通过简单地“飞走”就能得到解决。留给我们的唯一困惑是，如果他“飞走”了，那还有这一篇小说吗？他遁入另一个(非人的)语言领域去了——这还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解决办法。
文本的反讽意味在于，格里高尔恰恰通过变成动物，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人的身份(这是他以往在工作世界中完全遗忘了的)，在人性和动物性的不协调中，在人性和动物性的冲突和磨合以及磨合的失败中，看清了何为人性——差异产生了意义。作为这种超越的代价，他被彻底排除出人的世界。这正是作为艺术家的卡夫卡的厄运。
(选自《外国小说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