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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哈姆莱特》与希腊悲剧
【必修下册第二单元·资料链接】
基托
我们回想本剧时，感到吃惊或应感吃惊的头一件事就是本剧以两个家族的完全毁灭为终结。哈姆莱特的性格和他所经历的内心斗争的确得到了细致入微的描绘，我们不能把这一点忽视了；然而整部戏剧的造型结构是如此庞大，以至于它使人立即想起如今面对着的不是性格描写（不管如何深入）的个人悲剧，而是更像宗教剧的悲剧，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准备把剧情的每一步联系到它的背景。不然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像莎士比亚所想的那样来看本剧的结构与意义。
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为什么被杀呢？还有奥菲利娅和雷欧提斯为什么要死？难道这些灾难都是“下不了决心的人的悲剧”的偶然副产品吗？或者他们也都是紧密的结构内的必要部分？我们对这些不幸中的每一不幸事件都可以归因于哈姆莱特做了哪件事，或者未做哪件事的结果，而且还可以说每一不幸事件都可以揭示哈姆莱特的某方面的性格。但如果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些，我们就是近视眼，我们为了自己的观点而忽略了莎士比亚的明确指示。当我们听到霍拉旭，以及后来又听到雷欧提斯喊着说“啊，这是个什么国王”“都怨国王，都怨国王”；当吉尔登斯吞在一种深刻的不自觉的讽刺中说“我们愿尽所能……”，还有当雷欧提斯讲到“瘟疫猖獗”时，我们会体会到莎士比亚告诉我们的话实在是不少了。莎士比亚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群青年人，朋友们，爱人们，其中没有一个是怀有恶意的，至少有一个是品德高尚的，可是他们都在丹麦的毒气笼罩内（这件事莎士比亚是在不断地、生动地解释给我们），在毒气的邪恶影响下，才一个个地死了。莎士比亚用一些重要的典范行动或某些富有讽刺性的话语，教我们看得出这些年轻人都是灾难中的伙伴，都是跟随着巨轮坠入声震天地的毁灭中的人物。
在罪孽这样自然地展开过程中，一切都不是机械的。所以性格和情节必须描绘得生动。在《哈姆莱特》和在希腊悲剧里一样，我们都不能把人物只看成命运手中的玩物。在这两种悲剧里我们都看见神的威力，或天意安排，但神或天意都不能压服个性的自然发展，正如自然界的一般规律毁灭不了自然物体的习性一样。其实天网恢恢，正好显示在固定条件下的人的自然行为和行为的自然结果上。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里描绘一个完整性格，不是为了创造一个可供大家欣赏的人物，那种目的就过于狭隘了，而是为了显示他和别人一样也陷入已发动起来的毁灭中，并显示他本人也变成别人毁灭的原因。可以说，把八个人联系到同一灾难中的概念就是：罪恶的机器一经开动，便将好人坏人一道儿搞垮；如果剧作家像莎士比亚这样，使我们感到一切都是出于天意的，他是和希腊人一样，想用个别事件说明问题的普遍性。
大恶棍克劳狄斯，由于罪恶而深陷泥潭，终于遭到上天的显明制裁。哈姆莱特说，“如果他作好了准备……”，其实他老早就准备好了。奥菲利娅处于另一极端，自己虽是干干净净的，却暴露于腐朽的环境下，在罪恶的链条一环一环展开时，她便可怜地被牵连到毁灭中。乔特鲁德呢，她是莎士比亚最具悲剧性的角色：她是第一个，正如雷欧提斯是最后一个被克劳狄斯毒化的人；但是雷欧提斯临死还得到哈姆莱特的宽恕和谅解，而乔特鲁德却在死时得不到这样安慰。在王后寝室一场，哈姆莱特向她指出改悔的艰难历程，但她是否照他的话做了呢？莎士比亚对此没有交代，但是乔特鲁德最后遭遇的残酷的生活经验是，“啊，我的亲爱的哈姆莱特！那杯酒，那杯酒！”她自己中毒了，这时她必然认识到这是她的新丈夫给她如此热爱的儿子准备的毒酒。在她自己造了罪孽之后，作为这种罪孽的直接后果，她心爱的一切都毁灭了。她在这出悲剧中扮演了一个极可怕的角色。和恶贯满盈的克劳狄斯不同，她不是没一点儿纯洁、没一点儿不自私的动机的。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放射着对她儿子的爱，这一点和她对奥菲利娅的爱说明如果她不是因为一时控制不住感情，投入克劳狄斯的怀抱里，她可能并不坏。就因她造了这一桩罪孽，她得遭受这一切灾难性的后果，这些后果包括她的儿子被逼疯了，杀了波洛涅斯，指责了她，并以她无言以对的声色俱厉的语言列举她的罪行；奥菲利娅被逼得丧失理智，并被驱入坟墓，进入几乎是罪人的坟墓中；乔特鲁德的一切希望无可挽回地遭到毁灭。而且更糟的是，她了解这些后果的起因。就在剧终之前，一件悲惨的小事说明莎士比亚对乔特鲁德的处境想得多么周到。我们知道乔特鲁德看见了在墓穴中雷欧提斯和哈姆莱特发生的凶猛格斗。当一位贵族来请哈姆莱特进行比剑时，这位贵族带来他母亲的话：“王后说，请您在开始比赛以前，对雷欧提斯要客气几句。”哈姆莱特回答说：“我愿意服从她的教诲。”这不正是表示她对雷欧提斯的愤怒感到不安，因而希望哈姆莱特能表现出一种比在墓穴中更和气的态度以安抚雷欧提斯吗？乔特鲁德说，愿奥菲利娅的美德能“帮他恢复原状”，这句话使人想起这位母亲多么关切哈姆莱特。但是灾祸总是超出她最坏的设想。我们不久就看到雷欧提斯是怎样对待哈姆莱特的客气的；而乔特鲁德在被毒死的那一刹那，知道了克劳狄斯是如何大耍阴谋来杀害她的哈姆莱特的。
我们一想到乔特鲁德的死就不能不想起鬼魂所说的话：“交给上天处理她。”但是，我们如果能在她的死上看到天意安排——不管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在波洛涅斯的死上就看不到吗？是“失手杀人”吗？是一件“鲁莽的流血行为”吗？当然，对这件事，我们应当谴责哈姆莱特，同样也应当谴责他把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无情地置于死地。但如果我们认为莎士比亚设计这些行动只为说明哈姆莱特的为人，我们就把莎士比亚更大的计划看成世俗剧了。事实上，哈姆莱特一般不是这样鲁莽的，正如他天性并不迟疑、踟蹰、拖拉一样，也正如奥菲利娅平时不是疯子一样。
哈姆莱特发生变化了。剧作者的确要我们在刺杀波洛涅斯事件中同时要看到两种情况：刺杀既是一个“疯了的”哈姆莱特发动的突然的、无预谋的行为，他希望他要刺杀的人就是克劳狄斯；而在同时，这又是天意：
至于这一位老人家，我很后悔自己一时鲁莽把他杀死，可是这是上天的意思，要借助他的死惩罚我，同时借着我的手惩罚他，使我成为代天行刑的凶器和使者。
这的确是我们在索福克勒斯的《厄勒克特拉》中遇到的那种剧作方法。俄瑞斯忒斯弑母后到宫外时，厄勒克特拉问他情况如何。他说：“宫中一切都好如果阿波罗的神坛完好的话。”也许这是件“鲁莽的流血行为”，这件事似乎未给俄瑞斯忒斯带来什么欢喜。我们愿意怎样想就怎样想，索福克勒斯没有请求我们赞许，如果我们认为他请求了，那是我们不懂他的剧本，或不懂他笔下的神。阿波罗是赞许的，俄瑞斯忒斯虽有弑母的理由，却又是神的“凶器和使者”。波洛涅斯是这个国王的得力大臣，卑鄙而狡猾，他的灵魂见诸于他的言行。他在刺探情况时，遇刺暴卒。像这样一个人被杀死，在更大的意义上说，是罪有应得的。哈姆莱特可以忏悔，俄瑞斯忒斯对他的恐怖行为可以感到悔恨，但在每一情况下都有天意在指使。
雷欧提斯的死也是和这个死亡模式有联系的。对于哈姆莱特的这个朋友，我们可以指出一个毛病来。在遇到这个毛病时我们并不吃惊，因为莎士比亚已给我们作了思想准备。雷欧提斯是个高尚而大方的青年，但他的荣誉感并没有稳固的基础，这从波洛涅斯对他讲的临别赠言里我们很容易就看懂了。在盛怒之下，又对情况缺乏全面了解，再受到克劳狄斯的蒙骗，于是他那天生的不知戒备的美德便顿时消逝，而陷入阴谋圈套里。他自己通过这个阴谋圈套，看出了他是“死有应得的”。
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这两个令人喜欢却又相当平凡的青年，是在受人恭维和收买的情况下，被残酷杀害的，关于这些就不必多谈了。但还剩下来一个哈姆莱特，八个死者中最后的而且最伟大的一个。为什么一定要毁灭他呢？他被毁灭是因他不曾先把克劳狄斯毁灭，这话当然也是正确的。但这种正确是指值班的警察长们之间所理解的“正确”。戏剧所说的正确必须深入一步，虽然也应考虑一下上述的问题。我们有理由说“必须”，因为这个灾难也是在天意指挥下出现的，因而便是不可避免的、“正确”的。如果“一只麻雀的死亡都是命运预先注定的”，那么，哈姆莱特的死亡也一定这样。
在这八个牺牲者之中，我们把克劳狄斯放在一极，把奥菲利娅放在另一极，哈姆莱特的地位显然靠近奥菲利娅。我们在哈姆莱特和奥菲利娅身上也一定能找出错误：奥菲利娅应当看穿波洛涅斯，哈姆莱特不应当犹豫。但这样的想法是法官的想法，法官是要站在戏剧外并形成一个中立观点的。想要这样做的批评家最好到法庭当官去，不能当批评家。我们必须继续留在戏剧里，不能企图通过自己构成的窗子来侦察人物。如果我们站在剧内，我们会看到莎士比亚一向引起我们注意的，不是我们抓住奥菲利娅和哈姆莱特的某些错误，而是注视他们的美德，而且即使莎士比亚教哈姆莱特做出了错误行为，他也会明显地揭示出错误的责任所在。莎士比亚留给我们印象，不是哈姆莱特这样的好人因一次失误而遭毁灭的悲剧，而是哈姆莱特这样的好人竟被卷入毁灭的深渊，这才是悲剧。而且不仅如此，那蔓延于丹麦的病毒好像要把好人、坏人、无所谓的人都一同毁灭掉。好人和坏人，哈姆莱特和克劳狄斯都被放在一句话里，“如果他作好了准备，我也同样作好了”。克劳狄斯显然作好了离开人间的准备，可是哈姆莱特不也显然作好了这种准备吗？哈姆莱特在全剧进程中告诉我们的，除今后他的生命已毫无意义毫无价值外，还有什么呢？这个有作为的人面对他在丹麦看见的一切，已变成无能为力的人，这个有理智的人变成了“疯子”，这个虔诚的人陷入“无赖的行为”中，他已感到了瘟疫的袭击。对哈姆莱特的性格与行为，是有进行微妙、有见地的分析的余地的，但余地并不多。他的悲剧的核心不在这里而在于：罪恶把这样超凡的优美，像奥菲利娅的美与德，给一下子毁灭了。在这两家注定要毁灭的家庭的成员中，罪恶不停地起着作用，像一条链条：
肉欲的、血腥的、反常的行为，疏忽的判断，偶然的屠杀，狡诈和勉强的原因，引起的死亡。
形成一个连锁，继续在两个不祥的家庭的成员中发展着，直到满门灭绝，账目勾销为止。
个别的和一般性的罪过之间的对比显然是和标准希腊悲剧的结构的单一性和《哈姆莱特》结构的复杂性的对比密切联系着的。首先，莎士比亚的真正主题不是从道德或神学或社会观点去看犯罪和复仇问题，更不是罪行与复仇对某一人的思想与灵魂的影响，而是罪恶的腐蚀力。所以他就不以某一“判断上的错误”来表现这种腐蚀力，而以九头蛇形式揭示它。我希望我们已经说明了的这种情况可以解释或帮助解释《哈姆莱特》下面一类的特征，譬如说，同时描述三个克里昂：克劳狄斯、乔特鲁德和波洛涅斯。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各自范围内成为一般罪恶的总化身，因而人物描写就丰富多了。克劳狄斯是个狂饮者，这一点对整个结构是有帮助的，如果索福克勒斯也把克瑞翁说成狂饮者，那将成为他的剧作的赘瘤。也因为这个原因，在《哈姆莱特》的前半，场景变换频繁，也因为这个原因，莎氏给波洛涅斯和奥斯里克发明了那样谈话的风格。共同的敌人是渗透于丹麦的那种溃烂，所以溃烂就从许多人和许多形式下揭示出来。
然后，不只腐蚀的根源不同，其分布也不同。我们要注视腐蚀如何扩散，如何从克劳狄斯，从乔特鲁德，从波洛涅斯扩散开来，如何腐蚀在发展中，把别人一个个卷入，遭受破坏。的确，我们在希腊悲剧中看到类似的，但是不一样的情况。例如安提戈涅的判罪导致海蒙的死亡，海蒙的死亡导致欧律狄克的死亡，在《俄瑞斯忒斯》悲剧里也有一连串罪行。事实上，我们前面提到了克劳狄斯使人联想到《阿伽门农》和它的罪行连锁，头一个罪行导致下一个罪行。克劳狄斯也的确是这样，但有很大区别。在《哈姆莱特》和希腊悲剧里，同样是在单线形式下，罪行引起罪行，灾难导致灾难，但罪行在《哈姆莱特》里，还向别个方向扩散，这就和希腊悲剧不同了。《哈姆莱特》中的罪行，好像瘟疫，还从灵魂扩散到灵魂。例如雷欧提斯就受克劳狄斯的引诱，或者更显著的是哈姆莱特的爱情，由于他母亲的坏榜样和波洛涅斯的卑鄙干预，竟蜕变成荒淫，又如他对那两个受贿的朋友反戈一击并无情地让他们到英国送死去。
我想罪恶的这种扩散是和希腊悲剧格格不入的。这显然要求一种更复杂的形式，不同于希腊悲剧的单线形式。索福克勒斯开始时甚至于根本不提悲剧里的一个个牺牲者，直到剧中间他才提出海蒙，直到剧末他才提出欧律狄克，其效果是强大的。在《哈姆莱特》里，共有八个牺牲者，这些人我们得时时注视着，因为他们在逐步深入地被卷进悲剧里。
此外，在这种更一般化了的悲剧缺陷中，不只被裹挟进来的人更多了，而且彼此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这就使戏剧的组织更丰满。我们可以拿俄瑞斯忒斯和哈姆莱特比较。从外部看，这两人处于相似地位。但是当埃斯库罗斯的剧作已揭示出俄瑞斯忒斯是个心地单纯的复仇者，而且无论从什么观点看，他的难题是个无法容忍的难题时，我们满可以说埃斯库罗斯把俄瑞斯忒斯作为一个人物来描写的兴趣就已经完结了，他再没有进一步发挥的必要了。哈姆莱特处于另一种悲剧里，这种悲剧要求我们注视丹麦的瘟疫是怎样逐步地扩散到他整个精神上和全部行动中。
在哈姆莱特和索福克勒斯的俄瑞斯忒斯、厄勒克特拉之间存在着同样差异。我们可以说，厄勒克特拉刻画得比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更为亲切，也可以说，厄勒克特拉也是一下子就刻画好了的：剧情有了，把厄勒克特拉放到剧情里，她就是这样行动的。索福克勒斯没有想到揭示她母亲的累累罪行如何通过罪恶的潜伏滋长而逐步影响厄勒克特拉的思想。如果她有些什么变态，那是以前就发生了的事。索福克勒斯对于刻画复仇者性格方面的兴趣只在这一点上，这些复仇者既是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既受到克吕泰涅斯特拉罪行的这样影响，他们自然就会这样行动。
简单说来，下面的概括叙述是经得起考验的：希腊悲剧揭示的是突然而纯粹的灾难，或成单线联系的一连串灾难，而莎士比亚悲剧所揭示的是复杂的、扩散性的毁灭。而且对这种情况至少有这样一种解释：希腊诗人认为悲剧中的错误是触犯了神明的法律（埃斯库罗斯有时看作是触犯了人世的重要法律），而莎士比亚认为这种错误是罪恶的品质，这种品质一旦发动起来，将吞噬自身以及它能接触到的一切人物，直至罪恶自告终结。因此，例如在《麦克白》里，“高贵的麦克白”的野心被挑逗起来，理智都控制不住了；又得到夫人的强烈支持，这野心便疯狂一般地发展为荒唐的激情，甚至于威胁着整个王国。这是基本上有动力的一种悲剧概念，所以需要一种伊丽莎白舞台所能提供的而希腊舞台所不能提供的流动性和广阔性。这是否就是思想上的根本不同的反映，我是没有能力讨论这个问题的。
（选自《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册，殷宝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