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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悯之心与理想政治
——卢梭“怜悯心”与孟子“恻隐之心”比较（节选）
武云
人不忍目睹他人遭受痛苦的情感在孟子那里称为“恻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以小孩子即将掉入井中的情境为场景，阐发了人在此情形下产生的“恻隐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在他看来，恻隐之心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其一，它是每个人天生所具有的（“人皆有”）；其二，它是人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天然情感，目睹他人受苦，人自己也会感到痛苦（朱熹注：“恻，伤之切也；隐，痛之深也”）；其三，它有助于促使人们对其恻隐之心的对象那些遭受苦痛的人采取帮助的行动；其四，恻隐之心甚至可以脱离特殊性关系和自利的功利动机“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这种不忍他人遭受痛苦的情感在卢梭那里称作“怜悯心”。《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用以描述怜悯心的故事与孟子的“孺子将入于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中遭受痛苦的也是一名幼儿：“一个被囚禁的人看见一头猛兽从一个母亲的怀抱里抢走了她的孩子，用尖锐的牙齿咬孩子的肢体，用爪子掏取他还在跳动的内脏。他看到的这件事情虽然与他个人无关，但他心中的感受是何等悲伤啊；目睹这种情景，而自己却不能对晕过去的母亲和垂死的孩子一伸援手，他难道不难过吗？”在此，这个目击者作为陌生人虽然与当事人不存在任何特殊性关系，而且幼儿的安危与他的自身利益也没有切实关系，但他却由于目睹幼儿的痛苦而自然而然地产生巨大的悲痛之感，并生发出一伸援手的冲动。这种冲动之强烈使人完全相信，如果他不是处于被困的状况，很可能会不顾自身安危地冲上前去，从猛兽的爪牙下解救痛苦的幼儿。并且，这种冲动并不出于想要得到他人感激或赞美的动机，本质上只出于对受害者难以抑制的强烈怜悯之心。这样看来，卢梭和孟子对怜悯这种情感的阐发似乎是非常相似的。在故事情境的构造上他们都以一般被认为最柔弱、最无助的人（幼儿）为受害者，而目击者都是与受害者不存在特殊性关系或利害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不相关的陌生人。通过构造目击者的“陌生人”身份，二者都强调了怜悯之心的普遍性：它是任何人在看到无辜者受苦的情况下都会产生的，其针对的对象无须与主体存在特殊性关系。二者还都着重阐发了目击者不忍他人受苦这种情感的原发性，它是人生而有之、在目睹他人受苦时就会自然而然被触发的，其生发先于理性算计、不依赖于功利性的动机。不仅如此，二者在对怜悯之心进行描述的基础上都推崇了其重要的道德意义。孟子将其视为人性的重要善端以及人的本质特征：“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卢梭也说，怜悯心是“人类唯一具有的天然的美德”，“是我们这样柔弱和最容易遭受苦难折磨的人最应具备的禀性，是最普遍的和最有用的美德”，“这种天然的怜悯心的力量，即使是最败坏的风俗也是难以摧毁的”。虽然这两个故事折射出二者关于怜悯之心看法的诸多相似之处，但有趣的是，他们在怜悯之心对于理想政治的意义这一重要问题上却走向了非常不同的道路。孟子将恻隐之心作为善端，主张从“不忍人之心”发展出“不忍人之政”，即作为其理想政治体制的“仁政”；同时又以“爱有差等”作为补充命题，将具有普遍针对性的恻隐之心落实于家庭关系这一特定语境中，使其在其中得到培育。卢梭则在认可怜悯心这种自然情感之道德意义的同时，反思了其可能造成的“恶”，从而认为政治体制必然建立在对自然情感优越性的克服之上。在他看来，与理想政治相称的不是具有普遍针对性的天然怜悯心，而更重要的是以政治共同体为边界的公民情感，特别地，是爱国心。
（选自《恻隐之心——多维视野中的儒家古典观念研究》，巴蜀书社201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