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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必修中册 第三单元 资料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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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班固、贾谊
1.班固
班固（32—92），东汉辞赋家、史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年少时，就能属文，16岁入洛阳太学。性情宽和谦让，深为当时儒者所钦重。其父班彪是当时著名学者，曾作《史记后传》65篇，补写《史记》以后西汉的历史。班彪死后，他想要补完全书，后有人告发他私改国史，捕入京兆狱。其弟班超上书辩解，获释，汉明帝很赞赏班固的才能，召为兰台令史，转迁为郎，典校秘书。自明帝永平中奉诏修史，经过多年努力，于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汉书》的写作。章帝时，班固任玄武司马。建初四年（79）帝诏诸王、诸儒集合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令班固撰集其事，纂成《白虎通义》。和帝永元元年（89），随大将军窦宪征匈奴，为中护军。宪骄横获罪，班固被牵连入狱，死于狱中。
班固是东汉前期最著名的辞赋家，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东汉建都洛阳，“西土耆老，咸怀怨思”（《两都赋序》），仍希望复都长安，而班固持异议，因此作《两都赋》。赋中以主客问答方式，假托西都宾向东都主人夸说西都长安的关山之险、宫苑之大、物产之盛。东都之人则责备他但知“矜夸馆室，保界河山”，而不知大汉开国奠基的根本，更不知光武迁都洛邑、中兴汉室的功绩，于是宣扬光武帝修文德、来远人的教化之盛，最后归于节俭，“以折西宾淫侈之论”。《两都赋》体制宏大，写法上铺张扬厉，完全模仿司马相如、扬雄之作，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在宫室游猎之外，又开拓了写京都的题材，后来张衡写《二京赋》、左思写《三都赋》，都受他的影响。《两都赋》虽也铺采摘文，但未过分堆砌辞藻，风格比较疏宕。《幽通赋》为述志之作，表示他守身弘道的志向。写法仿《楚辞》，先述自己家世，后写遇神人预卜吉凶，再写他誓从圣贤的决心。所谓幽通，即因卜筮谋鬼神以通古今之幽微的意思。另有《答宾戏》、仿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表现自己“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的志趣。此外，他为窦宪出征匈奴纪功而作的《封燕然山铭》，典重华美，历来传诵，并成为常用的典故。
班固在《汉书》和《两都赋序》中表达了自己对辞赋的看法。他认为汉赋源于古诗，是“雅颂之亚”，“炳焉与三代同风”。他不仅肯定汉赋“抒下情而通讽谕”的一面，而且肯定它“宣上德而尽忠孝”的一面，实际上也肯定了汉赋的歌功颂德的内容。在《离骚序》中，班固对屈原作了不正确的评价，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虽有“妙才”，“非明智之器”。都表现了他囿于儒家正统思想的局限性。班固另有《咏史诗》，咏缇萦故事，为完整五言体，虽质木无文，却是最早文人五言诗之一。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
2.贾谊
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洛阳（今属河南省）人。18岁时，就以博学能文而闻名于郡中，得到郡守吴公的赏识，收为弟子。文帝即位后，因吴公的推荐，任为博士，掌文献典籍。其时，贾谊不过20多岁，在博士中最为年轻，但以见识和议论，赢得博士中年长者的尊敬，受到文帝的重视，不到一年，被擢升为太中大夫。朝廷上许多法令、规章的制定，都由他主持进行。贾谊的才华和文帝对他的信任，引起了一部分朝臣的不满。他们以“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流言，动摇了文帝对贾谊的信任，结果文帝让贾谊离开长安，去做长沙王的太傅。后人称贾谊为贾长沙、贾太傅。在长沙任职的三年中，贾谊的心情一直抑郁不欢。文帝七年（前175），贾谊被召回长安，任梁怀王的太傅。此时文帝虽仍赞赏贾谊的博学。而对于他多次上疏陈述的政治主张并不采纳。后来梁怀王骑马时摔死，贾谊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经常悲泣自责，不久死去。
贾谊的思想以儒家为主，也杂有法家、黄老的成分。刘向指出“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尹）管（仲）未能远过也”（《汉书·贾谊传赞》引）。
贾谊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文58篇，赋7篇，其文即现存的《新书》，亦名《贾子》，曾经西汉末年刘向校定，虽然在流传过程中有所错乱和散失，但基本可信。首篇《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文中的名篇。另一篇著名政论文《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载于《汉书·贾谊传》。据班固称，是他从《新书》58篇中选择“切于世事者”（《汉书·贾谊传赞》），经过合并删削而成，题目是后人安上的。贾谊的辞赋大多已亡佚。除《吊屈原赋》《服鸟赋》外，刘向所编《楚辞》中收入《惜誓》一篇，作者题贾谊，但东汉王逸为《楚辞》作注时，则表示对作者“疑不能明”。
贾谊的散文有战国纵横家的风格，善于运用不同历史事实的对比来分析利害，在铺张渲染的描写中，造成文章的充沛气势，富于说服力和感染力。如《过秦论》，开始为了说明秦国统一中国过程中的强大，极力描写六国诸侯合纵抗秦的盛况，而在后面写秦朝的败亡时，又极力写陈涉的平凡以见亡秦的轻易，从而引出秦朝短期覆亡的教训，极其有力。作者抱有改革政治的热情，又受到压抑，因而笔端常带感情，议论说理毫无顾忌，行文畅达而不浮浅，语言犀利激切，富于文采。如《陈政事疏》的开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编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忧时济世的感情溢于言表，富于鼓动性。贾谊的散文对唐宋古文的写作有一定影响。鲁迅说：贾谊、晁错的奏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文学史纲要》）
贾谊的辞赋，也饱含着作者济世的热情，抒发愤懑不平，具有感人的力量。当时汉代的新体赋——汉赋还没有形成，贾谊主要是采用骚体来写作，但在标题上已出现“赋”的字样。他的《服鸟赋》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抒写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情绪，同时也流露出齐生死、等祸福的消极思想。语言上虽多用四言句，句法比较整齐，但已趋向散文化，显示出从骚体赋过渡到汉赋的端倪。《吊屈原赋》是他赴长沙途中经湘水时所作，在抒发对屈原不幸遭遇的同情中，寄托了自己的身世之感，被刘勰称为“辞清而理哀”（《文心雕龙·哀吊》）。由于贾谊在此赋中引屈原为同调，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又对屈、贾都寄予同情，为两人写了一篇合传，后世即往往以贾谊与屈原并列，称为“屈贾”。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