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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必修上册 第三单元 资料链接
编者注：由于参考的译本不同，文中涉及的人物译名和对小说语句的引用或与教材课文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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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科波菲尔》的重叠镜头及其他
朱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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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科波菲尔》（下文简称《大卫》）是关于同名主人公一生命运的自传体小说，内容极其丰富，可以从许多不同角度去看。孤儿大卫历经艰难，终于获得成功与幸福，这在形式上似乎落人了西方流行的“从乞丐变富翁”故事的套式，美国的霍拉旭·阿尔杰是这类小说最著名的代表，他的那些以穷孩子的奋斗为中心内容的通俗小说有130卷之多，在19世纪后期镀金时代的美国风靡一时，表现了典型的资产阶级的勤劳起家的意识。《大卫》在形式上似乎合了这个套式，但不难发现，实际内容却更丰富、更深刻，格调远远超越这个套式，简直不可同比。《大卫》也可以看作是“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因为它不是关于一般人的个人奋斗，而是关于一个作家成长的故事。读者还记得，大卫从小喜欢看画书，母亲改嫁后他逃进书的世界，在学校读书时他给同学们讲自己看过的18世纪的英国小说。后来在做童工的孤苦日子里，他耽于幻想，喜欢为周围的人虚构历史，可以说这是最早的创作冲动吧。正因《大卫》也是关于作家成长的故事，所以常常被评论家用来与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作比较。提起《大卫》，人们还难免想起狄更斯自己少年时因父亲负债而被迫在鞋油作坊做童工的屈辱。据狄更斯自己说，他从未对人谈起这件事，直到有人偶然问起，他才对他的传记作者C.福斯特谈到这段辛酸的经历，后又在《大卫》中给予艺术的概括。从心理学角度，《大卫》也可以说是对作者起到一种心理解脱的作用吧。当然，显而易见，《大卫》远远不止于作者个人的心理解脱。通过大卫·科波菲尔的一生，作者描写了广阔的生活，塑造了一群令人难忘的生龙活虎的人物形象，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哲理性。
《大卫》似乎不像狄更斯的另外一些作品那样，由一个统一的主线贯穿始终，如《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垃圾堆、《小多丽特》中的监狱，或《荒凉山庄》中的大法庭。《大卫》似乎结构松弛、由好几组人物与事件串在一起，实际上有一个主题、一个意象贯穿始终——这便是人生本身。作者通过大卫的形象和他的一生命运表现他所理解的人生，探索人应该怎样与他人相处、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大卫从小成为孤儿，受尽欺负与冷遇；他天真幼稚，曾被假象欺骗，甚至不了解自己的内心；他遇到过忠实的朋友，也目睹了骇人听闻的出卖；他受命运的拨弄、坏人的暗算；在颠簸的一生中，有多少次险些沉落下去；他接触过三教九流，出淤泥而不染，始终保持着一颗纯朴正直的心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小说以大团圆收场，但作者并没有提出什么简单的说教，而是通过大卫以及与他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众生呈现出一幅复杂的关于人生变迁的图景。
作为一部关于孤立无援的小孤儿几经周折最终脱离险境达到幸福的故事，《大卫》似乎带有童话的性质——大卫的继父枚得孙像是童话中要吞掉婴儿的妖魔，而善良的“仙女”——在书中是大卫的姨婆贝萃·特洛乌小姐——赶走妖魔、解救儿童，大家从此快活……然而，作为一幅人生的图画，《大卫》又超越了童话中“好人好报”的格式。在这里，坏蛋枚得孙兄妹是喜剧性地从特洛乌姨婆的草坪上被赶走，但没有从现实生活中败下去，他们后来又欺骗了一个少女，把她逼疯，霸占其财产，而自己逍遥法外。在《大卫》这个世界里，好人往往天真、轻信、不通世故，而坏蛋却狡猾、能干、有力量，使好人无从防卫。枚得孙口口声声要大卫的妈妈“坚强些！”，活活逼死这个软弱的女人；希坡像个大毒蜘蛛似的撒下天罗地网控制、陷害糊涂的维克非先生；乐善好施的斯特朗博士被他妻子的表哥蒙蔽、欺骗、利用；史朵夫卑鄙地践踏坡勾提一家对他的一生热忱和信任，拐走了他们心爱的小爱弥丽……在《大卫》的最后结局中，大卫自己和他的同学特莱得——那个总是走背运而又保持乐观天性的好人——是靠自己的勤奋获得成功和幸福的，大卫成为名作家而特莱得成为律师。至于坡勾提、米考伯一家以及穷教师迈尔先生，他们都被作者打发到澳大利亚去发财致富；显然，在英国现行社会制度下，这些人按地位、按性格、气质，都是没有希望的，那个现实世界里充满枚得孙之类的豺狼到处游荡、伺机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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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采取自传体形式表现主人公的一生，有它的方便之处，也有它的困难。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对事情后来的发展了如指掌，便于表现事件正反不同侧面和前后的发展，不必限于一时一地的眼光。如我们看到，大卫关于童年时代的回忆都在无言中包含成人的智慧和过来人的心情，但同时又不失真，仍然符合儿童的心情和语气，像一种重叠的镜头似的，使读者既看到孩子的形象又感到他长大成人以后的心灵。试看小说开头部分，作者带着何等怀恋之情描写小大卫与孀居的母亲和奶娘坡勾提三人在一起过的幸福生活。第二章写到小大卫晚饭后跟坡勾提坐在客厅里，给她朗读关于鳄鱼的故事——那个好人只管织补袜子，还以为大卫讲的是一种什么蔬菜呢！——整个气氛是那样和谐，那样暖融融的。可是作者又怀着对孤儿无限的爱怜暗示，这一夜晚正是大卫灾难的开始，枚得孙那个灾星已经降临到这一家，大卫的妈妈在邻居家做客正是由枚得孙伴送回来的。而小大卫对这一凶兆还一无所知哩。
作者用非常微妙的手法描写大卫的成长，如第一次坡勾提带他去亚摩斯渔港她哥哥家去玩，大卫对坡勾提一家住的船屋是那样惊奇，而后来重访亚摩斯就感到什么都比以前小了……
随着大卫逐渐长大，他对周围世界的反应也越来越复杂了，他不仅对环境观察得更细致，而且思想感情也更丰富了。如见他在撒伦学校读书时，母亲的死讯传来，他的悲痛中还混杂着幼稚书中写道“……我的思路，却又杂乱无章，漫无边际，并不贯注在这番重压心头的大故本身上面，却是围绕着这番大故的边儿徘徊”，这里确是精准地抓住了儿童心理的特点。狄更斯接着说大卫一会儿想到家里“一定是窗户都关着、遮着的，一定是到处都静悄悄的”，一会儿又“站到椅子上往镜子里瞧瞧，看自己的眼睛有多红，脸上有多凄惨”，甚至觉得在同学当中，自己“庄重威严”，在哀伤中“成了显要人物”。这时的大卫还十分幼稚，不能想象面对他的将是怎样的一种现实。后来，大卫被他的继父送去做童工，他的反应就成熟得多。他为失学而痛苦，为自己落到如此地步感到屈辱，不对任何人透露自己的来历：“我有什么话，都存在自己心里，只埋头做活儿”。他“从来到这儿的头一天就知道，我干活儿要是不及别人好，那就难免让人看不起，就难免叫人笑话”。现在的大卫已开始意识到，他是被扔进怎样一个虎狼世界。
从伦敦逃到多佛，大卫得到姨婆贝萃·特洛乌小姐的保护，重见光明。这时的他，仍还是个心地纯良、不通世故的少年。好像是透过重叠的镜头，我们看到大卫对高班同学史朵夫的钦佩、崇拜，还同时通过大卫的眼睛看出他自己觉察不出的史朵夫身上潜在的邪气；我们看到大卫在斯特朗博士那里的新的学习环境，又通过大卫的眼睛看到他自己觉察不到的斯特朗家庭里的阴影。狄更斯怀着深深的爱怜和善意的嘲讽描写大卫与多萝的恋爱与婚姻。像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回顾少年时的荒唐，大卫对这段罗曼史充满柔情的回忆，笔下对他亡故的“洋娃娃妻子”流露出深深的爱与谅解，但我们同时又能从字里行间感觉到那并不美满的现实。这是一次不幸的、没有理性基础的恋爱与婚姻。曾有批评家指出，大卫爱上了与自己的妈妈同一类型的女人；在这点上，作者不论出于有意还是无意，的确表现了深刻的对人物心理的洞察。
关于大卫与多萝的这段爱情，书中最后写道“在所有被时间老人夺去的光阴中，没有哪一段比那时节令我回忆起来更能引起微笑，更能惹起柔情来了”。其实这不仅是大卫对自己少年时第一次爱情的总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全书通过主人公的一生所表现的对人生的态度：对于人们的轻信、幼稚、糊涂等弱点，作者往往带着微笑、怀着柔情，加以宽容、谅解。作者有鲜明的是非感、正义感，但与《艰难时世》一类社会题材小说中那种尖锐的调子不同，作者在《大卫》中，往往超越一时一事而从一个更高的境界俯瞰忙碌奔波的芸芸众生，思索那纷纭复杂的生活现象，无限感慨。这就使《大卫》全书既情节生动、起伏多变、引人入胜，同时又具有哲理意味，不是任何简单的公式所能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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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在《大卫》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英国批评家E.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过小说人物塑造上“扁平”人物和“立体”人物之别。如果说扁平人物是指那种依靠一个特点来支撑起来的人物，那么《大卫》中是有许多扁平人物的。希坡和他那“我很卑贱”、格米治太太的自哀自叹、坡勾提和她的那些向着四面八方崩开的纽扣……这些特征如果反复出现，令人厌倦，然而狄更斯的“扁平”人物会在读者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一个新的发展而重新活跃起来、生动起来。《大卫》中所描写的这类突然转折，最令人意想不到的要算是乌利亚·希坡和利提摩这两个“模范囚犯”以及当了治安裁判官的原校长克里克三个人最后的一次露面。克里克向大卫等参观者展览自己的两个模范囚犯的一章充满了辛辣的讽刺。这三个人的这种变化，乍看起来显得意外，仔细一想，又在预料之中：克里克本来就穷凶极恶，现在来管犯人，该是适得其所了。不料他现在对犯人“娇生惯养”，好像“除了谋求犯人的最大的舒适之外”，世上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了！至于那两个狡猾的狐狸希坡与利提摩，他们被判了终身流放，现在假装“改邪归正”、互相勾结；作者暗示，流放以后他们还会兴风作浪的。如果是流放到澳大利亚，遇上坡勾提、米考伯等人，那就更有好戏看了！
扁平也好，立体也好，米考伯先生是《大卫》中最令人难忘的形象之一。米考伯先生的形象生动鲜活，但又有些不可捉摸的东西，令人玩味不已。他是真的相信自己会“时来运转”吗？还是不愿正视现实、自欺欺人？还有，米考伯太太时常缅怀的“跟爸爸妈妈过的好日子”，有多少是现实、多少是幻想？这对夫妇在双重意义上没有现实感，首先不善于务实，像美国文学中著名的典型瑞卜·凡·温克尔一样，“除了自己的事情以外”，料理什么都很能干；其次是对自己的状况处境没有一点儿现实感。加上他们那“能屈能伸”的性格——米考伯先生被债逼得拿起刮脸刀往自己脖子上比画，可是一旦对付过去，那么“还不到半个钟头，就看见他特别地精心细意，把鞋擦得亮亮的，穿起来，哼着小调儿，比以先更文明味儿十足地走出门去”——这是英国小说中少有的喜剧性人物。他们属于喜剧世界，不能用现实世界的尺度去衡量。后来，米考伯先生在澳大利亚发财致富，只保留了口若悬河、笔下跑野马的表面特征，失去米考伯的灵魂。
另一个难忘的形象要算乌利亚·希坡。通过狄更斯的描写，我们似乎可以感到他那只冰冻的、湿漉的瘦长的手，听得见他满面狰狞地声称“我很卑贱”“我很卑贱”。他的阴谋诡计终被揭露是在意料之中。意想不到的是狄更斯的笔触一转，让我们也听听希坡的“道理”。原来他是慈善机关养大的，对于那种时时要给“比自己高的人”脱帽鞠躬的处境，他的仇恨与报复心随时都要迸发出来：“在这种学校里，他们净教我们应该怎样卑贱——从早上到晚上，据我所知道的，他们就不教什么别的东西。我们对于这个人是卑贱的，我们对于那个人也是卑贱的。我们在这儿得脱帽，我们在那儿又得鞠躬，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身份，永远得在比我们高的人面前，表示我们卑贱。比我们高的人，可就太多了，到处都是比我们高的人！……”而最后他脸孔一变，说：“我顶到这阵儿，一直地都是非常卑贱的……不过我可也抓到了一点儿权力！”原来，希坡这个蛇一样的人物是英国的“慈善机关”——进而指设置这种机关的社会——本身结下的毒果。施舍从来就使受施者屈辱，导致执恨和报复。通过乌利亚·希坡的形象，狄更斯从旁给英国社会制度有力的一击，是天才的一笔。
在《大卫》的众多人物形象中，特别要提一笔的还有坡勾提一家。老渔民坡勾提在自己的周围收容了孤儿、寡妇，组成了新的家庭。坡勾提兄妹俩纯朴、善良、无私、忠实，集中地体现了劳动者的优秀品质。阔少史朵夫拐走了他们的侄女小爱弥丽；在这场大祸中，老坡勾提面对着史朵夫的母亲显示了劳动者的正气和人格，把那歇斯底里的阔太太在精神上压在脚下。小爱弥丽的未婚夫、船工汉，在海上风暴中为营救史朵夫而遇难是小爱弥丽的故事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海上风暴在狄更斯笔下具有象征意义，似乎只有那淹没天顶的浪涛才能洗涤史朵夫对坡勾提一家犯下的滔天大罪。汉这个高尚的青年顶着风暴挺身而出，竟在不自知中为营救仇人史朵夫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史朵夫个人虽然一钱不值，但汉舍己救人的精神是永存的。在这个处理中，汉与史朵夫两下里对比，一个高尚、一个卑下，狄更斯的爱憎、褒贬是非常鲜明的。可是，进一步，通过汉的死，狄更斯又超越了个人恩怨，在命运的不可思议的安排面前肃然起敬。这一情景所达到的悲壮气氛接近希腊悲剧的境界，不仅在《大卫》中，就是在狄更斯全部作品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选自《名作欣赏》1982年第1期，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