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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必修上册 第三单元 资料链接
编者注：由于参考的译本不同，文中涉及的人物译名和对小说语句的引用或与教材课文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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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与海》赏析
李启光
一位老人在海上。神秘的大海深处，则是“美丽而崇高”的鱼在那里悠游着。小船上的风帆，就像是“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可是老人决不肯承认失败。他始终挺直着身躯，保持着一个人应有的风度，不懈地寻求。他孤舟深入远离海岸的无人海域，经历千辛万苦，总算猎获了那梦寐以求的目标。老人满载而归，一时间似乎真就要成为大海的征服者了。然而他先前“走得太远”，大海上到处都有复仇女神在等他。成批的鲨鱼轮番前来，一口一口地夺回了他猎自大海深处的战利品，最后只给他留下那副“从鼻子到尾巴足有十八英尺长”的鱼的骨架。这分明是大海的报复！
显然，故事依然是表现了“英雄与环境”这个传统的主题。故事中的老人桑提亚戈是一位失败的英雄。“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便是他的生活信条。尽管他最终在事实上失败了，但在对付失败的风度上他却赢得了胜利。在他的对立面，海是故事中的另一主角，是环境力量的象征。老人是爱海的，他一向“总是把海当作一个女性”，因为他知道自己从来就是依赖“她”而生存。但同时他也清楚地知道，在海中，既“有我们的朋友，也有我们的敌人”，“仁慈而美丽”的海，有时也“竟会变得那样残忍”。老人一辈子在海上同鱼打交道，那些飞鱼、海豚、金枪鱼等等，是他的衣食来源，被他引为“朋友”；他的理想也被具体化为一条“崇高而美丽的”大马林鱼；而那些鲨鱼，简直就像麦尔维尔的那条白鲸一样，是环境中一切恶势力的集中象征，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对这位以捕鱼为生的老人来说，海的魅力与残忍，一一都是通过形形色色的鱼体现出来的。老人在海上的寻求和搏斗，反映出他在环境中求取生存的努力。这是英雄与环境的又一场苦斗。
这故事本质上是悲哀的。人们却又不能不承认老人有悲哀的权利，因为他确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他的失败几乎无法避免，因为他也确实“走得太远了”。大海上到处布满了险恶的陷阱，孤舟深入的老人，怎能全都顺当地应付过去呢？他面前的世界本来就是这样：要是走得不远便一无所获（就像桑提亚戈在头八十四天里遇到的情形）；而走得太远，便又会得而复失。这是老人最终得到的教训
不过，在故事的末尾，也有些希望的微光。小孩曼诺林与老人约好要再一次出海，两人商量着要作更充分的准备；桑提亚戈终于又梦见了狮子。狮子！孔武有力的百兽之王，搏斗与胜利的象征！桑提亚戈两次梦见它绝不是偶然的。这最后的雄狮之梦与小男孩的正式出场，分明预示了下一轮搏战的开始，尽管那下一轮很可能也有着类似的结局。
与这种内容相应，故事的结构是单线发展的。老人的一次出海经历贯穿了始终，别无旁枝。整个周期是从失败到失败，但起点和终点的高度实际上却有不同，后来的失败是经历了一场恶斗之后的失败，意义上有了升华，而且显然还预示了下一轮搏战的开始，因而我们可以把这种结构比作一个上行的螺圈，这一圈的终点也就是更高那一圈的起点。
这样一条单纯到极点的线，有头有尾，它是英雄与环境搏斗的一个完整回合；又无始无终，因为它头尾都可以无限延伸，这一回合不过是无数回合中的一个而已。顺着这条可以无限伸展的线，往前可回溯到只靠几根原木在惊涛骇浪中挣扎的俄底修斯，向后则可联想及驾驶太空飞船在浩渺宇宙中探险的太空人。按照作者自己那“八分之一”可以表现“八分之七”的“冰山”理论，海明威把他对整个人类命运的感觉，全都通过这一寓言似的小小故事表达出来了。难怪人们在这短短的篇幅中感到意蕴无穷，桑提亚戈的搏斗分明被海明威有意弄成了整个人类命运的写照。
然而桑提亚戈毕竟只是海明威自己的主人公，毕竟只是一位当代美国作家笔下的英雄形象。
我们可以说他是美国文学中的一位当代英雄，却不能简单地把他认可为整个人类的一个象征。
在美国文学批评界，有人把俄底修斯和桑提亚戈拉到一起相提并论。这确也有几分道理。古代希腊与当代美国的这两位英雄，同是海洋上的斗士，同样面对着大海这一具有神奇伟力的敌手，又都置身于海上孤舟这同样的困境之中，而且他们的搏斗也同样都可以被赋予某种象征的寓意。
然而他们毕竟不是一码事。尽管在他们各自的抽象寓意上，也许有着基本的相似之处，但他们在时间上相隔了几千年，在空间上也相距了上万里，他们身上不能不带有各自的时代特征。
首先，看看两位英雄产生的种种背景条件，整个社会的认识及实践水平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前提条件上的差别，对两部作品不可能不烙上深深的印记。而且，这两则故事，前者是以十年特洛伊战争作为背景，把掠夺他人当作光荣的事业，主要写胜利者战后的经历。后者却主要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社会情绪，失望的浓重阴影笼罩全书。
其次，我们应该着重比较一下两位英雄本身。
俄底修斯是一位天真的英雄，而且天真中很有些乐观色彩，不过这种乐观却是幼稚而盲目的。我们无须为他的命运担心。尽管海洋之神波塞冬有意与他作对，尽管他同行的伙伴在海上全都先后遭到毁灭，我们却不会为此而悲观失望，因为明摆着他是一些更强有力的神祇的宠儿。有他们的神威护驾，他的所谓历险，实际上也就形同儿戏了。而且，那是一种怎样的历险啊：在他旅程的一端，是对特洛伊城的征服，为一个女人打了十年仗，结果毁了整个城邦，牺牲了无数英雄，而他，刚刚赢得了那样一场战争的胜利者桂冠，志得意满地踏上了归程；在他旅程的另一端，则是娇妻、美酒、家业、王位好端端在那儿等着他，尽管那一切的最终到手还须经过一场血腥的杀戮，但在神祇们的安排与庇护下，他的成功却是没有疑问的。在这样的历险中，他既是一个凯旋的英雄，又是一个毫无疑问要重登王位的君主，他的根本安全还有神祇们保障。就算他一时的处境再险再苦，就算他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又再怎样了不得，却失去了最终决定他命运的意义，我们还为他担心什么呢？这种靠神力的决定性作用来作支撑的虚假乐观，应该说实在没有什么价值可言。这种乐观的幼稚性与盲目性，显然恰恰是由当时处于极低发展水平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我们不会从这种乐观中获得自我观照的审美快感，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神力相助。至多，我们不过把它当作一种初民的纯朴与天真来欣赏而已。
但在桑提亚戈的故事中，我们却感觉到了一种真实得多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桑提亚戈也是一位天真的英雄。他的天真却仅仅在于他单纯的生活态度。他是那么专注于他的捕鱼生涯，执着地追求着那“美丽而崇高”的“鱼”，这样的生活目标，就比俄底修斯高尚得多。而且，他酷爱着生活中的搏斗海上的搏斗，掰腕子的搏斗，球场上的搏斗……乃至种种人生的搏斗。他要么身体力行，要么极力欣赏，就连做梦，他都只梦见狮子；同时，他也在尽一切努力追求着胜利，但他却并不像俄底修斯那样，似乎只是为享受胜利而存在的，他好像仅仅为了搏斗才来到这世界上。他不断遭受失败，也常常感到悲哀，我们却无须为此而对他加以指责，因为这不是他的过错。他已经尽了自己的全部努力，而且他从来也没有真正放弃过这种努力。他的根本局限，在于产生这一艺术形象的那个时代，因为他所置身的社会确也没有什么大光明的前景。他的局限，还在于作者海明威本身，因为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惊涛骇浪中全力搏斗过来的英雄海明威，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中，恰好正感受到一种正直的人们所应有的失望。我们也无须给桑提亚戈贴上什么个人英雄主义的标签，因为作者海明威有意无意地，实际上是把他表现成了一个“类人”的形象。在这宇宙中，人类要想创造自身的幸福，不靠我们自己，难道还靠什么救世主吗？相反地，对于桑提亚戈这种敢于正视现实中的失败，坚韧不拔地追求理想的生活态度，我们倒是应该给予赞赏的。即使从自我观照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较之俄底修斯更健康、更现实，并且也更成熟得多的生活态度。在《老人与海》全书的末尾，老头儿桑提亚戈又“正在梦见狮子”，他的身边还守护着一个对未来的搏斗跃跃欲试的小男孩，这便是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对未来所抱的信念所在。
比起人类童年时期的英雄俄底修斯，当代英雄桑提亚戈显然要和我们亲近得多了，尽管我们与他各自所追求的“鱼”并不相同。
我们可以这样说：桑提亚戈，是当代美国文学中海明威笔下一位寓言性“类人”的英雄形象；同时，他又是生活中的英雄海明威在艺术上的自我写照。
这是世界文学宝库中深刻寓意整个人类命运的一个出色的艺术典型。从人类对于社会理想的追求这一抽象意义说，桑提亚戈的海上经历，的确也就像是一部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史，一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整个人类在大自然环境中挣扎奋斗的历史。作者凭他的艺术功力，使我们不知不觉间把桑提亚戈当成了整个人类的化身或象征。但在同时，我们却不应忘记，他又是当代美国社会的产物。比起荷马时代俄底修斯幼稚而盲目的乐观，比起18世纪英国鲁滨逊那样对上天和命运充满恐惧的心理，以及比起一百年前他自己的同胞、《白鲸》中的亚哈伯船长那种不顾一切与抽象之“恶”拼老命的绝望心理，桑提亚戈的生活态度显然是要健康得多，也现实得多。似乎只有20世纪50年代达到人类科学高峰的美国，才能决定他的这些更为成熟的特点；似乎又正是那同一个挣扎于资本主义困境的美国，给予了他那种看不到什么大光明前景的局限性。实际上，当时也确有那么一些比较正直的美国人，他们仍然真诚相信美国式的民主理想，他们也认真地为那理想的实现而不懈努力。尽管那种理想的虚幻本质致使他们的努力一再落空，但他们总算坚持过。这是一种美国式的单纯与天真的社会根由。桑提亚戈的形象，本质上就是这种美国式单纯与天真的具体体现。
更进一层来看，桑提亚戈，还是生活中的英雄海明威在艺术上的自我写照。
海明威一走进文学就表明他是那般天真的美国人的杰出代表。更何况他从来就是一个直觉论者，他习惯于靠直觉来认识和表现生活。他往往在生活中把自己摆在一个朴实而公正的“人”的位置上，他的“自我”本身，也就或多或少带着某种程度的“类人”的色彩，或者是那种美国式单纯与天真的色彩；而在创作中，他总执着地寻求和直截了当地表现自我：因而他一些主要作品的主人公，如尼克、杰克、亨利、乔登等，也无不或多或少具有各个时期自传性的特征。他们因而获得“海明威式主人公”的美称。桑提亚戈同样也不例外。尽管《老人与海》的故事外壳，脱胎于一位古巴渔民真实的海上经历，桑提亚戈这个形象所具备的，却实在是海明威自己的灵魂。
倘把海明威其人与桑提亚戈略作类比，这便更清楚无疑了。
海明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个“英雄”。当时他未满19岁，不远万里，从美国中部奔赴欧洲激战前线，仅仅一个月之内，便在自己身上“镶嵌”了227枚敌人的弹片，从而“荣获”了来自各方面的赞扬和奖赏。然而第一次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阴影重重的现实，使他先前不惜用生命去追求过的理想，像肥皂泡一般破灭了。他喊出了“这已经不是我的战争”，“永别了，武器”这样的愤激之词，一变而为20世纪20年代美国“迷惘的一代”的主要代表。但他没有彻底绝望，他有着极端要强的“硬汉”性格。他酷爱斗牛、渔猎，以及种种的冒险。他尤其喜爱非洲原野上的雄狮，在他看来，那是勇敢、力量与胜利的象征。他不甘于失败，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刚起，他便又一次积极投身于保卫民主与共和理想的这场斗争，先作为反法西斯的战地记者，后来投笔从戎，直接参加武装抗敌的国际纵队。可是这场正义的战争也失败了。再次失望之余，他想起了约翰·邓恩那“丧钟是为每一个人而鸣”的悲叹。在紧接着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不甘失败的性格竟得到了传奇式的表现——曾驾驶自己的皮拉尔号武装渔艇，在海上只身追寻德国潜艇近两年之久，随时准备与敌同归于尽；曾以随军记者身份登上美国轰炸机，亲身参与了对法西斯德国的轰炸，并因飞机失事而再一次受到严重脑伤；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决定性的大反攻中，他甚至先于苏美盟国的各路大军，亲率一支法国游击小分队，头一批冲进了法西斯据守的巴黎。这真不可谓不是轰轰烈烈的英雄壮举了。
而且，他在文学上一次又一次获得了轰动性的成功。从《太阳照常上升》到《永别了，武器》，再从《丧钟为谁而鸣》到《老人与海》，造就了他在当代西方文学中第一流的显赫地位。其中那较后的一部《老人与海》，更直接帮助他荣获了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首创的描写上的“冰山原则”与文体上的“电报风格”，在全美国乃至世界拥有成千上万的仿效者与研究者。这样的成就，也许可以认为“此生之愿足矣”，但他却从未感到过真正的满足。而且恰恰相反，他的每一部主要作品，几乎都是他心灵深处失败感的深沉流露。他常常发现，那梦寐以求的美好理想，总是离他太远。在写作《老人与海》的时候，他显然已开始清楚而又朦胧地意识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危机，在战后反而是愈见深重了。他唯一能引以自慰的，只是在无法避免的失败面前，他从未丧失过勇气，从未真正放弃过努力。
桑提亚戈比起他的作者海明威来，不过是更艺术，更抽象，因而也更“类人化”一些而已。
总之，桑提亚戈，小而言之，是作者海明威在艺术上的自我写照；中而言之，是海明威所代表的美国式天真与单纯的具体体现；大而言之，则是海明威所独创的一位当代“类人”的英雄形象。
（选自《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