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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下册 第六单元 资料链接
《祝福》：“我”的故事与祥林嫂的故事
钱理群
《祝福》也有两个故事：“我”的回乡故事，“我”讲述的“他人”祥林嫂的故事。如果说《故乡》里闰土的故事不具有独立的意义，“他人的故事”包容在“我的故事”之中，《祝福》里的祥林嫂的故事却相对独立，构成了小说结构中重要的一极。
因此，我们先从“祥林嫂的故事”谈起，一位外国研究者曾经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探求《祝福》，认为“祥林嫂故事”的文本结构是“她的死(主语)乃由……造成”，但这是一个“不完全的句子的文本”，也就是说隐在的不参与故事的旁观叙述者“我”仅仅提供了许多部分真实的谓语例如，“造成”祥林嫂的死的原因(事件)有：她的贫穷；两次婚姻；儿子的死；对地狱的恐惧；在捐门槛后，仍被禁止参与祭祀；精神的最后崩溃；被解雇，成为乞丐，等等。但这些“部分真实谓语”的总和绝不等于“完全的、真正的谓语”，真正的凶手就隐藏在这些部分真实的谓语的总和的背后，要读者自己去进一步追寻，这表明，“祥林嫂的故事”是向读者的阐释开放的文本。这样，对“祥林嫂的故事”背后的意义，出现种种不同的解释，就是必然的，只要是真正从“文本”本身出发的解释就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而且这些不同解释(或解释的重点)是可以互相补充的。过去有不少分析文章与教学参考资料，常常引用毛泽东关于“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的论断，来说明祥林嫂的悲剧，这确实可以部分地阐明“原因”，“族权、神权、夫权”在祥林嫂悲剧命运中的作用本是十分明显的，但过分强调“政权”的作用，特别是将鲁四老爷作为“杀死”祥林嫂的主要元凶，则让人感到多少有些从理论原则出发，而脱离了“本文”描写实际。近来有的研究者注意到鲁迅《祝福》《明天》《风波》及其他小说所提供(创造)的“鲁镇”世界(在《阿Q正传》等里又称“未庄”世界，在《长明灯》里则称“吉光屯”世界)，认为“鲁迅有意以鲁镇显示传统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几乎全部内容：从风俗到制度，从思想到宗教，从日常生活到行为准则”。在《祝福》里，无论是鲁四老爷书房里理学入门书(《近思录》)与传说中道教始祖陈抟老祖的朱拓寿联并存，还是岁末的“祝福”习俗与寡妇再嫁在阴间要遭分尸酷刑的传说，以及土地庙捐门槛寻替身的庙规……，无不“赋予鲁镇一种带有原神多神教意味且杂糅着儒释道多种成分的混沌性质”，正是这有形无形的“鲁镇社会”扼杀了祥林嫂的一切生机，或者说是渗透于“鲁镇社会”的儒、释、道文化最后吞噬了祥林嫂的生命；研究者因此把《祝福》 (及鲁迅全部小说)概括为“儒、释、道吃人的寓言”，这自然是很有道理的。而我则想强调在“祥林嫂的故事”里所内含着的“看/被看”二项对立模式。这本也是鲁迅小说的一个基本模式，鲁迅不仅写有《示众》，正面展示“看/被看”的二元对立图景，而且在《狂人日记》《孔乙己》《头发的故事》《药》《阿Q正传》《祝福》《长明灯》，以及《铸剑》《理水》《采薇》……中一再出现类似的场景。在“示众”图景中，“看客”都是不觉悟的“庸众”(鲁迅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而“被看”的牺牲者则分为“独异的个人”(先驱者)与“庸众中的一员”两类，前者如狂人(《狂人日记》)、夏瑜(《药》)，后者则有祥林嫂(《祝福》)。在小说第一部分，“我”就这样介绍祥林嫂，说她是“百无聊赖”的，“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并且说她“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这里，再沉重不过地揭示了祥林嫂这类处于封建等级制度(“人肉的筵席”)最底层的妇女，在“鲁镇社会”(中国传统社会)唯一的存在价值，就是充当“玩物”，而一旦“看得厌倦”，变得“陈旧”，就被剥夺存在的权利：这正是祥林嫂真正不幸之所在。因此，在我看来，《祝福》中最惊心动魄的场面，无疑是村里的男人女人们从四面八方“寻来”听(看)祥林嫂讲述她的阿毛被狼吃了的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了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在这里，人们已经不只是麻木、迟钝，而恰恰表现了对于不幸的兴趣和对痛苦的敏感，“自身以外的任何痛苦和灾难都能成为一种赏心悦目的对象和体验”，一方面是把他人的痛苦、不幸审美化，另一方面又通过“鉴赏”别人的痛苦，来使自身的痛苦得到排泄、转移，以至最后遗忘，甚而至于从这种“鉴赏”(以及“鉴赏”中的种种表演，如叹息、流泪之类)中达到自我的“满足”(自我的崇高化)，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赏鉴”殆尽，成为“渣滓”以后，就立即“烦厌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这类情感与行为方式表面上麻木、混沌，实际是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的。可是，在《祝福》里，当村民们尽情地“鉴赏”(“看”)祥林嫂的痛苦时，读者又分明地感到，在这背后，还有叙述者的“我”(以及隐含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观照祥林嫂被“鉴赏”的屈辱与不幸，更冷眼嘲讽着“看客”的麻木与残酷。读者也许还会联想起鲁迅所说的，“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我之节烈观》)；祥林嫂正是这“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祭坛上的牺牲品。
我们已经说到了“我”，不妨再来看一看小说的另一个重点——“我的故事”。在“他人的故事”中，占据中心位置的“祥林嫂”与作为中国传统社会象征的“鲁镇社会”关系是一个“被吃”与“吃”的关系；在“我的故事”里，“我”在与“鲁镇社会”的关系中，则始终是一个“异己者”。“我”当年离去，自是对“家乡”的背弃，如今“我”归来，故乡“已没有家”，不再存有《故乡》里的“我”那样的“寻梦”的奢望，“我”只是四处漂泊中在家乡暂作停留，因此，不需经过《故乡》中的“我”那样的精神幻灭，“我”就敏锐地发现在“我”“离去”与“归来”之间，故乡的一切都没有变：“祝福”的祭祀活动，“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自然也如此”；鲁四老爷这位“讲理学的老监生”依然在骂早已成为保守派的康有为为“新党”；几个本家和朋友“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我”注定与这停滞不变的“鲁镇社会”格格不入，“我”“明天决计要走”，本是意料中的事：到这里为止，《祝福》中“我”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只是表明了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中国社会的不相容性，他(他们)注定要扮演永远的“游子”(漂泊者)的角色。
但作者却要把他对知识分子心灵与命运的开掘深入一步：小说接着告诉我们，我“决计要走”，还另有深因，“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这样，作者就十分巧妙地将“我的故事”与“祥林嫂的故事”联结起来，正是在“两个故事”的“关系(关联)”中，寄托着鲁迅的深意。于是，在鲁迅笔下出现了“我”与“祥林嫂”最后相遇的场面(这可以说是小说的核心部分)：祥林嫂最后的形象以及她对“我”的追问，提出了人的“死亡”以及“死亡”的命运的问题。这可以说是关于“人”的“生存”的最尖锐、也最深刻的问题，但却将自认为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我”置于困境：“我”既对这类形而上意味的深层问题缺乏关注与思考，面对祥林嫂的追问，又落人“说出真实”与“说谎”的两难境地，我终于以“说不清”即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回避了对追问的明确回答。在这个令“我”感到极端“惶急”不安的场面里，祥林嫂无意中扮演了一个“灵魂审问者”的角色，“我”则成了一个“犯人”，在一再追问下，招供出了灵魂深处的浅薄与软弱，并且发现了自认为与“鲁镇社会”(传统)绝对对立的“自我”与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正因为如此，当“我”匆匆“逃回”四叔的家以后，就不但因为自己的逃避而“觉得不安逸”，而且开始思考起自己对于祥林嫂的最终悲剧性的结局应负的“责任”问题。尽管“我”找出种种理由来为自己排解，却始终未能摆脱内心的“不安”与“不祥的预感”。正是在这种心境下，“我”再次“明天决计要走”，这“再度离去”就多少含有了对家乡现实所提出的生存困境的逃避性质。这是对“离日来再离去”模式中“再离去”的负面意义的深刻揭示，比之《故乡》中的“我”的最后离去的开掘显然更深了一步。而当最后祥林嫂的“死”成为事实，“我”终于陷入了“负疚”的深责之中。这样，“我”对于现实与自我的双重“绝望”就达到了一个“顶点”，而这种“绝望”又是与从“绝望”中挣扎出来的“轻松”与“舒畅”交织为一体的“我”终于在雪花落地的“沉寂”中与现实拉开了距离，开始回忆，并且讲述“祥林嫂的故事”。而当故事讲完，“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在“反讽的距离”中结束了祥林嫂的“人生故事”与“我”的“心灵历程”。
(选自《语文学习》1993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