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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是诸侯之间争斗不息、兼并不断的时代，“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 “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见齐宣王的，齐宣王有效仿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大欲，却没有行王政的志向和信心。要在思想上破其所有，立其所无，本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孟子通过亲切生动的举例，浅显恰切的设喻，明确犀利的语言，最终说动了齐宣王，并从正面提出了自己“保民而王”的政治主张。本文就是孟子与齐宣王这次谈话的记录，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开头至“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指出齐桓、晋文之事不足道，提出“保民而王”的主张，齐宣王首先提出想听听齐桓、晋文之事，孟子则用“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将齐宣王的问题拨开，并提出“无以，则王乎”的话题。这是由于双方的立场、主张不一致的缘故，在齐宣王看来，齐桓、晋文是春秋时代的霸主，自己也渴望像他们那样称霸诸候；而孟子则从儒家主张仁政的观点出发，认为武力征服的方式是野蛮的，不足取的。所以孟子提出“保民而王”的主张。齐宣王对此表示怀疑，孟子就以发生在齐宣王身上的一件事为例：某次衅钟时，齐宣王不忍看到牛的恐惧战栗之态，而提出“以羊易牛”。接着指出这个“不忍”就是“仁术”的表现，就是行王政的基础。这样既分析了齐宣王有“保民而王”的可能，打消其疑虑，也为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作了铺垫。
第二部分（“王说，曰……”至“王请度之”），论述齐宣王之“不王”是不为而非不能。齐宣王觉得孟子说到白己的心里了，同时提出：“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孟子举有人能“举百钧”而不能“举一羽”，能“察秋毫”而不能“见舆薪”为例，说明“不为也，非不能也”的道理。齐宣王还不能理解，于是孟子又举“挟太山以超北海”与“为长者折枝”为例进一步说明，两问两答，两次取警，同时进行反诘，词锋犀利，使对方明确“不王”的症结所在。
第三部分（“抑王兴甲兵……”至“其若是，孰能御之”），揭出齐宣王之大欲，论证其不可能实现，指出应当反本而行王道。“孟子提出：“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齐宣王说：“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孟子抓住齐王的“大欲”，连连反问，最终揭示其“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图霸夙愿，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又以邹人与楚人战为例，详细剖析，晓之以利害，指出只有放弃称霸的企图，反本而行王道，才能一统天下。这样，齐宣王的图霸大欲便失去了成立的基础，不得不重视孟子“保民而王”的观点了。
第四部分（“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至结尾），归结到“保民而王”的主张，并举出实现这一主张的根本措施。经过上面的层层剖析，反复交锋，齐宣王愿意放弃图霸的主张，诚恳地接受孟子的意见。于是孟子才正面论述自己“保民而王”主张的具体内容。孟子认为老百姓“无恒心，放辟邪侈”，是因为“无恒产”；只有拥有了“恒产”，解决了生活问题，才谈得上讲礼义。其具体措施就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在此基础上“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总之，孟子反对武力征服，主张推行王道，而王道的关键在于先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然后进行教化。这种主张渊源有自，《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即有先“足民”后“礼乐”的提法，但孟子将这种思想阐述得更为细致、具体，勾画出了一幅美好的政治蓝图——衣食无忧，守礼知义，天下归心，远人来附。然而，当时的诸侯醉心于征战杀伐、武力兼并，尽管如齐宣王、梁惠王等愿意让孟子陈述白己的主张，却没有一个统治者真正愿意践行；更何况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孟子的主张在当时也是难以实现的。但不得不说的是，现实中的不得施行，并不妨碍孟子的思想光耀后世，成为一代代仁人志士奋力追求的目标，成为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精神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