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扫一扫联系
普通高中教科书 教师教学用书 语文
选择性必修 下册 第三单元
提供doc可编辑文档下载：下载地址
《兰亭集序》《归去来兮辞（并序）》课文解说
兰亭集序
东晋永和九年（353）的上已节（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支遁等41人，集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在水边游赏。他们一起流觞饮酒，感兴赋诗，畅叙幽情。事后，将诗作结集成册，由王羲之写成此序。此外，孙绰作有《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一般被认为是这部诗集的“后序”（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另一次聚会的诗序），与《兰亭集序》可相呼应。
从书法角度来看，《兰亭集序》是中国书法史上的至宝，虽然真迹已经隐没，但历代摹本亦足以令人叹赏不已。从文章角度来看，《兰亭集序》“文翰之美，自兹以还，亦未见的然有以过之者”（文徵明《重修兰亭记》），堪称千古名文。
这是一篇序文，其基本作用是“序典籍之所以作”（王应麟《辞学指南》卷四），对所序的文章或著作的缘起、内容、主旨等加以介绍或引申，有时也做些评价。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将其分为两类，“一曰议论，二曰叙事”，其实这两者并非截然不同，只是具体到每篇文章时会各有侧重罢了，而且很多著名的序文除了议论、叙事外还有抒情的成分。例如，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文天祥《指南录后序》，将对身世经历的记叙与情感的抒发融于一体。又如，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将记叙、议论、抒情结合起来，既概括史实，又论说历史教训，还抒发对后唐庄宗亡国丧身的感慨。除了为文章、著作所写的序，还有如《送孟东野序》《送薛存义之任序》《送东阳马生序》的赠序，所谓“君子赠人以言，庶人赠人以财”（《荀子·大略》），内容多为述交游、道惜别、致愿望，有时也谆谆教诲，以求有益于对方。
至于《兰亭集序》《滕王阁序》这样的序，有学者认为应别立一类，“它们多用以记宴饮盛会，其来源也与临觞赋诗，为诗作序有关，但它主要在写盛会的场面和宴饮之乐，既不专为诗而作，也与赠序性质不同，我们可以称之为序记”（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当然也有学者有别的看法：“非止序禊事也，序诗意也。修短死生，皆一时诗意所感，故其言如此。笔情绝俗，高出选体。”（浦起龙《古文眉诠》卷四十二）对《兰亭集序》的教学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增加一个新的概念，或辨析文中的感叹究竟主要是来自山水自然还是集中的诗作，而在于把握文章的写作特点，了解“序”这一文体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本文记叙的是东晋时期名士们的一次大集会，表达了他们相通的思想、情感。文章融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于一体，文笔腾挪跌宕，语言清畅精警，表达了富有哲理的生命之思。
教材将此文分为四段，大致可以看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前两段，主要是叙事、写景，属于文章的写实部分。开头两句，寥寥数语即点明集会的时间、地点、事由、参加者，接下来，作者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将笔触指向兰亭所处的自然环境。在描写山水方面，作者并不做细腻的刻画，而是寥寥数笔，以传神为主：山高则形胜，林密则气爽，流清则境幽，无非是“幽”“雅”二字。至于峻岭宜有翔羽啼猿，长林宜有丰草繁花，湍水宜有清波潺潺，均不着墨，只以曲水流觞，将笔触又拉回到兰亭的聚会上，一个“虽无”、一个“亦足”，可见此会之“雅”，亦可见相谈之“清”，当然也就可以稍稍回扣“群贤”。文笔忽而疾去，忽而缓回，张弛有度，富有诗意。接下来，以“是日也”三字承上启下，从写具体的景物、氛围转向整体的天气、环境，从列坐山水之间，到畅观宇宙万物，文章的境界陡然变得宏阔起来，充满无尽生机。写自然，到时空宇宙便为尽头，一般文章可能就会由此抒发情感，阐述哲思。但是，王羲之并不如此，他反而把文章又拉回到了兰亭之会，拉回到了“足以极视听之娱”，与第一段的“足以畅叙幽情”呼应，而“调门”似乎还略低。最后，以平静、沉稳的笔调，用一个“乐”字绾住文章的前半部分。这个“乐”既是对雅集的一种概括，也为下文的“岂不痛哉”蓄势。不仅如此，前半部分文章从语言上看虽然流畅自然，从笔法上看却吞吐往返，并不追求开合自如，只是交代了雅集的情况，营造出一种幽雅而生机勃勃的氛围，设定了一种游目宇宙万物的视角，这其实是为下面的说理蓄势。
第二部分笔锋一转，变为抒情、议论，由赏景畅饮、游目骋怀引发出有关忧乐生死的感慨与思考，大致可以概括为：人生苦短，乐必生悲；托之诗文，传诸后人。这部分仍然不离兰亭雅集，但以表达哲思为主。与前一部分的沉稳平静不同，文章第二部分的情感起了波澜。面对欢乐短暂、岁月如梭，人生苦短、终归于尽的永恒痛苦，所有内心敏感的人都不会漠然视之。但作者并没有让情感淹没自己，而是保持着思考与行文的理性。
第3段以“夫人之相与”数字，紧扣雅集欢会之事，其实下面所说的并不只是“相与”之事，又以“俯仰一世”点明下文中痛苦之源——人生苦短，忽如朝露。接下来承接前面的“乐”，以简洁的笔调刻画不同的人生趣味：或倾心晤谈，或放浪形骸。随后以“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八字截住欢乐的各种“形态”，以“当其”“及其”领起对比，展现出人世间诸种欢乐之源和欢乐易逝之苦，概括力极强又不乏形象性。正当读者以为作者即将直接抒发永恒的苦痛时，作者偏使文章又生一个顿挫，以“向之所欣”总括一切赏心乐事（当然也就包括了上文中提到的雅集欢会、游目骋怀、晤言一室、放浪形骸），再次使用“俯仰”二字，强调其短暂不永的特征，随之以“犹”字稍作让步，收住对欢乐易逝的思考，以“况”字推进一层，道出人生终必有尽的苦痛。文章由欢乐而凝默，由凝默而惨然，由惨然而终于放声一恸，如同那山间的溪水，千回百折最终奔泻而下。虽然有“古人云”稍作缓冲，那一声“岂不痛哉！”的感叹依然痛彻心扉。
但是作者并没有任由痛苦的情绪蔓延开来，用“昔人”承接“古人”，将文章从哲理性的思考转向历史性的叙述，文章的情绪也逐渐平静下来，以古人与自己心有戚戚焉，缓缓引出对庄子观点的批评。进而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收束前面的遐思，把视线转向现实，回扣到兰亭集会和兰亭诗集上来，并更进一步放眼未来，希望后人也能感受到自己（及雅集诸人）的情怀。全文的情感于此又趋平静，虽也有“悲夫！”，但比起“岂不痛哉！”来，已经沉静得多了。最后几句的写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序文体式的影响，但确实使全文形成了一个“当下—哲思—历史—未来—当下”的思路循环，既立足当下，又思接千载，既不离现实，又不拘于现实。
纵观全文，看似随意写来，实则思路清晰，笔法多变，结构紧凑。随感情的变化，文章由平静而激荡，再由激荡而平静，极尽波澜起伏之美。特别是文章能将流畅自然的语言与吞吐顿挫的笔致结合起来，既不因语言流畅而致文意一泄无余，又不因笔致顿挫而使文意晦涩迂远，文章卷舒自如，辞畅韵谐，实为难得。比起大量使用四字句的《陈情表》，本文的语言以散句为主，间有骈句点染其间，且句子字数参差不齐，四字句连续使用的情况较少，因此文气舒缓悠长又时有紧凑整齐之处，节奏沉稳平缓。《世说新语·赏誉》中记殷中军（浩）对王羲之的两段评价，一曰“清贵”，一曰“清鉴贵要”，《晋书·王羲之传》记庾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可见是时人的共识。从风格上来说，本文恰如其人，确实体现出一种淡雅雍容的清贵气度。
自古以来，关于《兰亭集序》的话题很多。例如，“快然自足”在唐神龙摹本和敦煌抄本中作“怏然自足”，但在《晋书·王羲之传》中作“快然”，是《晋书》有误，还是“怏”有不常见的意思或有假借，抑或是“怏”“快”常相混用，故《晋书·王羲之传》的作者（其中包括对《兰亭集序》极其熟悉的唐太宗）改俗为正？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又如，《文选》为什么不选《兰亭集序》的问题，古来争议也极多，究竟是王羲之的为人处世的风格不为萧统认可，还是《文选》编选者的审美观判断过于苛刻？再如，郭沫若先生提出《兰亭集序》既不是王羲之的文章，也不是他的书法作品，而是隋代僧人智永伪托（见《《兰亭序〉与老庄思想》），这样的结论是怎样得出的？郭老有哪些证据？推论的过程又是怎样的？等等。
在诸多问题中，与学生理解课文关系最为密切的，还是对本文所体现的思想的讨论。由于文中有关生死观的思考集中体现在“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一语中，所以相关的讨论大多围绕其展开。就观点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观点认为王羲之在文中表达了对庄子思想的批评。面对人必有死、欢愉易逝这样的必然结局，“一死生”“齐彭殇”不过是一种虚妄的回避，不如直面苦痛。因此，他反对那种沉湎于庄老玄思、耽于谈论生死的清谈，主张关怀实际的国计民生，济世救民，也就是他对谢安说的“虚谈费务，浮文妨要”（《世说新语·言语》）。古人中持这一观点的就有不少，如林云铭说：
其曰“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明明力肆抵排，则砥柱中流，主持世教之意，尤为大著。（《古文析义》卷九）
文徵明则更进一步说：
使其得志，行其所学，而功烈施置，当不在茂弘、安石之下。时不能用，而敛其所为，优游于山林泉石之间，至于誓墓自绝。呜呼，岂其本心哉！若其所谓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斯言也，实切当时之弊，而以一死生、齐彭殇为妄诞，于斯文特致慨焉，其意可见已。（《重修兰亭记》）
郭预衡先生则认为王羲之的身上虽然染有当时士族文人的习气，但在乱世之中，实有济世安民的志向。正因为在政治上有积极用世的一面，所以写出“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话也并不奇怪（《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另一类观点则跳出只看序文的窠臼，综合《兰亭集》的诗作（特别是王羲之自己的诗作）、孙绰的《三月三日兰亭诗序》等，探究王羲之与庄子思想的关系。其实，王羲之受庄子影响很深，其言行中常有顺任自然、无为避世的成分，仅凭“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一语，并不能断定王羲之就纯然是批判老庄、主张关注现实的。宋代葛立方说：
谢安五言诗曰：“万殊混一象，安复觉彭殇。”而羲之序乃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盖反谢安一时之语耳。而或者遂以为未达，此特未见当时羲之之诗尔。其五言曰：“仰视碧天际，俯瞰渌水滨。寥阒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亲。”此诗则岂未达者耶？（《韵语阳秋》卷五）
很好地点出了王羲之与老庄思想的密切联系。更何况《兰亭诗集》中的诗作充满了老庄思想的韵味，王羲之作为作序者（可能也是与会者中年岁最高者），在序言中批判诗集中众多作品的主题思想，从交往之道和序言体例来说也显得不太合适。
上述两种观点可以说都有道理。王羲之确实批评了庄子，也确实有反对清谈的言论，从他写给殷浩等人的书笺来看，他对政治观念、政事决策、军务方略、民情世运都有比较切实的认识。但与此同时，他“素自无廊庙志”，“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晋书·王羲之传》），深受老庄思想影响。因此，忽视“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这样的批评（甚至以此为质疑《兰亭集序》著作权的由头），忽视王羲之思想中切于世用的成分，或过分夸大王羲之这种批评，认为王羲之脱离了当时崇老庄、重玄谈、求长生的士人风气，甚至认为他是个纯粹的儒者，都是偏颇的。
此外，钱锺书先生认为：
盖羲之薄老、庄道德之玄言，而崇张、许方术之秘法；其诋“一死生”“齐彭殇”为虚妄，乃出于修神仙、求长寿之妄念虚想，以真贪痴而讥伪清净。识见不“高”，正复在此。（《管锥编》第三册）
指出王羲之之所以批评庄子齐一生死的观点，是因为这种思想上的超越生死不如服散修仙更能突破生死的界限，因此这种批判并不能算特别“高明”的思想。这一评价联系了王羲之好“服散”的事实，别开生面。庄子的观点是同一生死以轻去就，前提是肯定“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服药求仙则是要突破这个前提，就精神层面讲，还不如颇具哲理意味的“一死生”“齐彭殇”。唐人张彦远《法书要录·右军书记》记有一条王羲之的“杂帖”说：“知足下奉法转到，胜理极此。此故荡涤尘垢，研遣滞虑，可为尽矣，无以复加，漆园比之，殊诞谩如不言也。”这里对庄子的批评可能是王羲之晚年所为，已经“上升”到道教层面，嫌弃庄子的玄言了。
综上所述，王羲之的思想是复杂的，但对文章解读而言，重要的还不是为其定性，或看他的思想是崇儒还是重道，是偏向一般的道家还是进入道教的范畴，而是要仔细分析他在具体文本中体现的思想。
在《兰亭集序》中，王羲之清醒地认识到人（即使是名士、高僧）也不可能如庄子说的那样真正“无待”，以获得欢乐而言，或参与雅集，或游目骋怀，或晤言一室，都要“有所待”，即使所谓放浪形骸，也不过是“静”的反面而已。凡事既有所待，则必不能久，欢乐易逝，人生亦如此。人们对欢乐易逝尚且“不能不以之兴怀”，对人生苦短就必然要长叹“岂不痛哉！”了。这里的思路是比较清楚的。接下来追叙自己对古人的生死之叹有所感而无确知，进一步表现这种生命必将终结的苦痛是古今皆有，喻之于心而不能明之于智的。但是，作者并非全无确知，至少他明白，“一死生”“齐彭殇”这样的玄思在人生苦短的残忍现实面前不过是一种虚诞。“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只是说庄子的思考也无法改变现实，所有人都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这可以视作对庄子思想的一种批评，但不是严厉的批评，更不是要批判清谈、主张务实，而只是要表达一种由衷的悲痛，就如孔繁先生所说，“‘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似乎是不赞成老庄齐物思想，其实不然，他不过是由人生寿命有限而发出一种感慨，所谓‘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恰是老庄对人生的看法”（《魏晋玄谈》）。毕竟我们很难想象这位在与支道林谈论《逍遥游》时“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世说新语·文学》）的名士，能在一两年后的兰亭会上就叛出老庄的门户。当然，由于老庄无法解决王羲之心中那永远的痛处，在兰亭会后不过数年，他辞归山林，就开始与道士许迈修仙服食，试图以道教丹药完成道家思想无能为力之事，以实现“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的愿望。
由此看来，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表达的思想，与汉末魏晋时期许多文人名士的思想并无太大区别，甚至连兴感之由都差不多。《古诗十九首》其四先写“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没过几句就转为“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曹植说：“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赠白马王彪》其五）陆机说：“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门有车马客行》）石崇《金谷诗序》写宴集之乐，终以“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作结。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写“高岭千寻，长湖万顷……乃席芳草，镜清流，览卉木，观鱼鸟，具物同荣，资生咸畅”，与《兰亭集序》同一机杼，而所谓“耀灵纵辔，急景西迈，乐与时去，悲亦系之。往复推移，新故相换，今日之迹，明复陈矣”，与《兰亭集序》也无甚不同。魏晋时期“人的觉醒”，其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对生命的极度看重，当究心事功道德以求不朽的儒家思想日趋衰微，对年命不永的悲凉认识也只有通过道家（以及道教）的方式来化解，悲叹生死也好，饮酒清谈也好，服药修仙也好，都是如此。
质而言之，过分重视“一死生”“齐彭殇”，其实基于一种“前理解”：《兰亭集序》作为杰作，其中的思想必定高出流辈，不同凡俗。但事实上，每位作者都会受到时代思想的影响，在生死、爱情这样的永恒主题上，杰作之为杰作，并不一定是在思想认识上有特出之见，有时只是表达感情特别诚挚、修辞造语特别深隽。袁宏道说《兰亭集序》“于死生之际，感叹尤深”（《兰亭记》），可以说是道出了此文为后世称道的关键所在。他对《兰亭集序》中生死之思的理解也相当深透：
古今文士爱念光景，未尝不感叹于死生之际。故或登高临水，悲陵谷之不长；花晨月夕，嗟露电之易逝。虽当快心适志之时，常若有一段隐忧埋伏胸中，世间功名富贵，举不足以消其牢骚不平之气。于是卑者或纵情曲蘖，极意声伎；高者或托为文章声歌，以求不朽，或究心仙佛与夫飞升坐化之术。其事不同，其贪生畏死之心一也。独庸夫俗子，耽心势利，不信眼前有死。而一种腐儒，为道理所锢，亦云：“死即死耳，何畏之有！”此其人皆庸下之极，无足言者。夫蒙庄达士，寄喻于藏山；尼父圣人，兴叹于逝水。死如不可畏，圣贤亦何贵于闻道哉？（《兰亭记》）
在《兰亭集序》中，王羲之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既不因为要面对苦痛而去回避人必有死的现实，也不因这样的自然规律无法逃避而“活在当下”；他敢于直面现实，并承担直面现实的痛苦。因为认识到死亡的痛苦，所以他珍视如兰亭集会这样的欢乐，看重生机勃勃的自然；因为认识到一切终将消逝，所以他并不沉溺于各种快乐之中，而是用哲人的目光审视它们；因为认识到生死之叹贯串古今，所以他寄望后人能与兰亭诸贤心灵相通。因为有了痛苦，所以珍惜欢乐；因为有了痛苦，所以思考生命；因为有了痛苦，所以寄情未来：这可能就是《兰亭集序》能够打动古今无数读者的重要原因吧。
归去来兮辞（并序）
欧阳修曾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引），此言夸张太甚，但可见后人对于《归去来兮辞》艺术成就和价值的推崇。或许归有光的评价更能准确地反映本文的价值：“两晋文章，此其杰然者。”（《文章指南》仁集）
《归去来兮辞》的“辞”是一种文体，源出于《楚辞》，但是《文选》单列为一类，置于议论性的“设论”和应用性的“序”当中，选入刘彻《秋风辞并序》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并序》两篇。从其出源来看，“辞”讲究押韵和节奏，有诗歌的特性（其实《秋风辞》基本上就是一首诗）；从《文选》的定位来看，这一文体又属于“文”，其句式等方面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接近于赋。所以，后代的《陶渊明集》整理本，一般将其与《感士不遇赋》《闲情赋》合并为“赋辞”。
本文的主标题是《归去来兮辞》，关于这个题目的大体意思没有异议，就是“归隐吧”，但“归去来”三字却颇有争议。清人毛庆蕃认为：“于官曰‘归去’，于家曰‘归来’，故曰‘归去来’。”（《古文学余》卷二十六）这一观点为很多人接受。但有学者以清人王引之“来，句末语助也”（《经传释词》卷七）的说法为据，认为“来兮”是语气助词连用，以加强语气。也有学者统计陶渊明其他诗文中“来”字的方法，发现基本没有作句末语气助词的用法，因此认为“来”字还应当作一般的动词理解。还有学者指出“归去来”是六朝习语，“涵义重在‘归’字，而‘去’‘来’之方向性已逐渐淡化，重在表示强调、呼唤之语气”（袁行需《陶渊明集笺注》卷五）。
全文分“序”和“辞”两部分，序文是标准的散体，叙述了作者出仕的缘由和辞官的原因，交代了写作背景和时间。这部分内容看起来只是一般性的陈述，其实并不如此简单。
序文所说的辞官归隐一事发生在东晋义熙元年（405年），其时陶渊明41岁，任彭泽令。他“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晋书·陶潜传》），为生计所迫任彭泽令，仅八十余天就弃官归隐。《宋书·陶潜传》云：“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算是为序文所说增加了具体生动的情节。而序文中所说的妹妹去世，算是他辞官的动因之一。其实，作者在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他告别官场是因为“质性自然”，改变不了也不愿改变，也就是说，当官的生活方式违背了他的本性。至于督邮至县、程氏妹亡，都不是他辞官的根本原因。朱自清先生说：“彭泽之归，史称因督邮之故，与‘序'异……寻督邮之事，殆非虚构，而谓以此去职，则史家张大之词；妹丧固是实情，然亦以去志久决，故借此急求自免，庶有辞以对亲友及执事者耳。序中语气明明可见，不仅辞中不及武昌也。”（《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分析得入情入理。
《归去来兮辞》写于陶渊明辞去彭泽令之后的“乙已岁十一月”，这一点本没有疑问，但金代王若虚认为此文是“将归而赋”，不应当写春景春耕（《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四），刘祁指出此文“前想象，后直述，不相侔”（《归潜志》卷八）。此后，“序”中的写作时间与“辞”中的景物特征之间的季节不合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逐钦立、王瑶、朱东润诸先生均认为本文是陶渊明归家之初或归家后第二年所写，景物行程均属实录。但这一说法无法解释序文中对写作时间的明确记录。钱锺书先生和周振甫先生认为此文所写内容都是想象，并非追述，并举出《诗经·豳风·东山》里征夫尚未回返先想象家中情景的写法作为佐证。这一说法解决了前述的“序”与“辞”的矛盾，且“归途及春耕之事释为预想之辞，更有意趣”（袁行需《陶渊明集笺注》卷五），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可。
“辞”的部分是文章的主体，教材将其分为四段。
第1段以“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喟叹唤起全篇，平地拔起，直抒胸臆，仿佛久受拘束之后忽得解脱，一声长叹，似乎是舒缓的自问，其实是峻峭的决绝，表达了自己归田之志的坚决，同时点出了作为文章核心的“归”字和作为全篇线索的“田园”二字。接下来的六句包含了对自己人生的复杂思考和多样情感，回顾当初为了谋生而出仕，感到痛苦悲哀，所幸虽已“迷途”，但“迷途其未远”，回头还不迟。寥寥数句，既有对自己误入尘网的沉痛追悔，又不乏决意归隐的庆幸自得；既是自我觉醒的宣言，又是永绝于污浊官场的宣言。在反思与抒情之中，“归去来兮”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以上是本文文意的第一层。接下来的“舟遥遥”四句展开想象，悬想归程的情景和自己的心情。“遥遥”“飘飘”两个叠词，表现出作者摆脱“樊笼”、复返自然的舒畅；一“问”一“恨”，含蓄地表达了归心似箭的感觉。全段把将归之愿，欲归之因，望归之情融于一体，充满期待与欣悦，为下文想象“归家”“归园”“归田”，感悟“归尽”做了很好的铺垫。
第2段想象初回到家时的情景。一个“瞻”字，与前面的归心似箭、急盼天明相扣合。自己“奔”，僮仆“迎”，稚子“候”，两动一静，画面充满情味又有节制，与其说是描绘场景，不如说是表现心情。接下来“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两句所蕴涵的感情相当丰富，有对久违的田园生活的向往，有恨自己不早谋归的感叹，“松菊犹存”更是比喻自己高洁品格仍在。“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呼应序文中的“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樽满”即是于愿已足。以下选取了几个有代表性的生活场景和画面，行文节奏趋缓，表现了作者“归来后”的生活情景：举酒观树，悠闲自得，舒心展颜；倚窗吟啸，傲气犹存，安处陋室；每日涉园，意趣无限，摒绝凡尘；扶杖闲游，远观流云，或有会心。这些生活情景中包含的感情是多样的：既有自由与欢愉，又有傲岸与易足；既有独处园内时不可与人道的趣味，又有独自出游时遥望远方，无从揣摩的凝望。最后四句，虽也属于生活场景，但作者以云鸟的动作构成一个富有象征性的画面云无心出而终出，与自己的出仕何其相似；鸟倦飞而终知还，也正是自己辞官而归的象征。这样的写法，既避免了一直铺陈生活画面有可能带来的单调感，也能以形象化的方式回顾第1段开头处（乃至序文中）关于出仕与辞官的内容。最后刻画日落人独立，与孤松为友的画面，日落思归而未归，松本坚贞而独立，余韵无穷，作者的想象从热闹欢愉很快地转向独处、独游、独思、独悟，虽然在本段文字中并未出现“独”字，仅有的一个“孤”字也给了松树，但作者的“独”仍然从字里行间中流露出来，这种“独”是特立独行，是孤独傲岸，是追求超出尘网的精神的独自遨游。陶渊明之为隐逸诗人之宗，颇得力于此；后人“和陶”往往徒具形貌，所缺者亦常在此。
第3段再以“归去来兮”引出描写和感叹，由归园走向归田，而与世俗相忘相诀之志更加坚定，先用“息交”“绝游”反复强调，表示对官场生活的鄙弃，接下来以一个反问句，与更广大的俗世告别。作者的“独”，似乎发展到了一个极致。然而随后我们就会发现，作者的心灵并不是彻底封闭，而是向所爱的亲人、质朴的农人开放着，向高雅的琴书开放着，最重要的是向生机勃勃的自然开放。伍涵芬认为文章至此“尤妙于‘息交绝游’一句，下即接云‘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若无此两句，不将疑是孤僻一流，同于槁木乎”（《读书乐趣》卷三），说得很有道理。作者的描述中充满了深挚的感情，带着探幽访奇的愉悦，带着对生机勃勃的大自然的微笑，当然，也带着吾生行休的一丝悲凉。最后两句触景生情，自然引出末段的抒情议论，以“万物”与“吾生”相比，将作者的“独”从超绝尘世之上的高度，推向了独自品味生命与自然的深度。
第4段以“已矣乎！”的感叹发端，把文章的感情推向高潮。“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这是作者抒发感慨，也是对自己辞官而返的真实告白——不仅是质性自然，矫抑不得，也不仅是厌恶官场，向往田园，而是不能“以心为形役”，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做出自由的选择。“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是作者的人生态度；“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则是作者所追求的生活境界。至此，作者终于把属于自己的那个“孤”字点了出来，独自亲近自然，独自躬耕陇亩，独自畅抒胸怀，独自赋诗属文，这就是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生。最后以“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二句作为结语，点出全篇主旨。作者的处世态度和人生哲学在此段得以充分体现。这种顺乎天命、委心任化的态度是充满诗意的，也是由痛苦和折磨中得来的。它总结了陶渊明对此前人生的反思，对个人本性的澄明，对未来人生的想望，是陶渊明生命观、生死观的核心，也是他辞官归里的最根本原因和最深刻总结。
本文篇幅不长，结构安排严谨周密。散体序文重在叙述，韵文辞赋则全力描写、抒情。从“辞”的整体结构来看，线索清晰，脉络分明，思想内容的层次不断递进，文字前呼后应形成整体。清代余诚在谈到本文的结构时说：
开首以田园句挈全篇要领，而下面尽本此书写，是顺提文法。结处以乐天句作全篇结穴。而上面尽照此发挥，是倒装文法。然其笔力高超，故无痕迹可寻。（《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七）
可见无论什么文体、何种风格，写作时总要先把思想感情的脉络和文章结构理清楚，然后才谈得到欣赏，所谓“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文心雕龙·情采》）。从具体的句法来看，全文常以四句为一小节，小节与小节之间或有承上启下之意，或两两相对，互相呼应，既有一气呵成之势，又有回环往复之姿。首尾贯通，浑然天成。
“辞”的部分在写作上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主要以画面的描绘和组接来传达感情，较少直接抒情，这就使文章更加耐人寻味。诚如张中行先生所说：
这些活动和景物构成一幅画面，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生活在画面中的人物是远离世俗的，是安乐闲适的。这样，作者创造的意境就更加透彻地阐明了自己的生活理想，更加深入地感染了读者。（《古文选读》）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画面中有些是具有象征性、暗示性的，除了前面提到的“松菊犹存”“有酒盈樽”“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等，其实“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这样的句子，又何尝不是作者人生历程的象征？带有象征性的动作和画面，在表现思想感情方面更具有深度和余韵。还有一些画面融入了典故，比如“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楚狂接舆）、“三径就荒”（蒋诩隐居）、“审容膝之易安”（《韩诗外传》载北郭先生辞楚王之聘）、“或植杖而耘籽”（荷蔡丈人）等。这些典故都与世外高人、隐居高士、远离尘嚣、不接世务相关，很好地传达了作品的主题。
本文在语言上也很有特点，匠心独运而不见斧凿之痕，语言流畅清新，音节铿锵，自然成韵。多双声词、叠韵词，骈句和散句的结合非常自然。文中所用词语并不华丽，却能贴切传神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营造诗一般的意境，“其妙处乃在无一语非真境，而语却无一字不琢炼”（孙月峰评、闵齐华注《文选》卷十三）。刘勰说：“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文心雕龙·丽辞》）本文就具备这样的特点。
《兰亭集序》和《归去来兮辞并序》都体现了在“人的觉醒”和“山水的发现”的魏晋时代文士对生命和自然的思考。王羲之和陶渊明都在人生苦短、终必有尽的现实面前有着心灵的悸动和思想的波澜，都在自然中感受到生命的气息和衷心的欢愉。
从人生经历和个人思想来看，他们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曾关注现实，都曾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王羲之对天下大势、军务民政的认识，陶渊明说自己少时“猛志逸四海”（《杂诗八首》其五），想要“抚剑独行游”（《拟古九首》其八），都体现了这一点。但他们也从少年时就深受老庄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王羲之一见会稽山水就想永居那里，陶渊明则“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也许并非巧合的是，他们都经历了从“出仕”到“辞官”的过程，最后都在自然田园中“归尽”。
但是王羲之和陶渊明毕竟是不同的人，这两篇文章也有着许多不同之处。
就作为人生关键的“辞官”而言，王羲之主要是因为宦途上的人事矛盾，甚至有“羲之耻为之（王述）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晋书·王羲之传》）之事，被动性较强；陶渊明共三次辞官，前两次的原因分别是“不堪吏职”（萧统《陶渊明传》）和“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都是主动辞官，根本原因都在于天性与官场生活相违。可见两人虽都有超尘之想，但超脱程度毕竟有所不同。
就对生死的思考而言，王羲之感叹欢乐的易逝、人生的短暂，对此感到痛苦，想要超越生死而又认识到把生死、寿夭等同起来是一种虚妄。在《兰亭集序》之中，他希望以诗文与后人心灵沟通；在《兰亭集序》之外，他服食养性，云游采药，希望将生命延长。陶渊明则不然，对他来说，尽管“寓形宇内复几时”，但重要的是怎样选择和利用好这短暂的人生。至于死亡，只是“乘化以归尽”，“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辞》），他把生命与自然融为一体，因此也就没有了要汲汲于突破生死的焦虑，减少了对死亡的沉痛之感。他平静随化，因而也就自然乐天。对陶渊明来说，重要的是扑进自然、田园、本性的怀抱，而不是突破自然为生命设置的界限。
由此就带来这两篇文章中自然观的差异。参加雅集的人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间游目骋怀，感到愉悦，在这里，自然是人的审美对象，虽然能带来欢乐，但欢乐很快也会逝去。陶渊明则将自然作为自己精神的家园，把自己的生命与自然融为一体。对他来说，自然令他愉悦，但这种愉悦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审美愉悦，而是一种在自然中反观自我，荡涤心胸，感受到“与天地参”的生命的微笑。理解了这些，我们也许就会更加认同刘熙载对陶渊明诗文的评价：“陶渊明为文不多，且若未尝经意，然其文不可以学而能。非文之难，有其胸次为难也。”（《艺概·文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