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扫一扫联系
普通高中教科书 教师教学用书 语文
选择性必修 下册 第三单元
提供doc可编辑文档下载：下载地址
《种树郭橐驼传》课文解说
本文题名为“传”，兼有寓言性质，是柳宗元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发而为言的。中唐时期，豪强地主兼并掠夺土地日益严重，“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仅有一点土地的农民，除了交纳正常的绢粟外，还要承受地方军政长官摊派下来的各种杂税。据《旧唐书·食货志》载，各地官僚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竞相向朝廷进奉，加紧对下层的盘剥，于是“通津达道者税之，莳蔬艺果者税之，死亡者税之”，民不聊生。这就是柳宗元写作本文的社会背景。柳宗元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述，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只有“顺天”才是循其根本之道，并由“顺木之天”推论出“顺人之天”，也就是“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指摘中唐吏治的扰民、伤民，规讽为政者，主张让百姓休养生息，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文章第1、2段是第一部分，介绍人物姓名、外貌、住所、技能。人们对于郭橐驼，不能知其原名，可见他是位身份低微的小人物。“驼”是驼背，让我们联想起因劳累而驼背的农民。“橐驼”本来有轻视嘲谑的意味，而主人公并不反感，反倒认为“甚善”，用以自称。欣然接受丑陋之名而不自卑自怜，显然是一位性情谐趣，不把无谓之事放在心上的人。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不背任何包袱，凭借自己的绝技，一能让树木不怕移植，二能让树木枝繁叶茂、早熟多果，让同行羡慕仿效。
文章第3段是第二部分，写郭橐驼种树与他人种树的不同之处。“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是总括种树经验，也暗含了全文的寓意。让根舒展、把土培平、多带旧土、踩紧踩实，这是从理论上说明“顺木之天”；完成了就不再去动它，离开了就不再去看它，这是从实践上总结种植方法。然后插入议论，重新强调了顺其自然的观点。接着，又从反面申述，批评“他植者”违反树木天性的做法，特别指出顾虑重重、过于用心的危害。最后，以“吾又何能为哉”发为感叹，在自谦中再次表明“种植之术”并不高深。这些贴近生活实际的描写能让我们从中得到启发。
文章第4、5段是第三部分，把话题从种树转移到政事上来。郭橐驼对于“以子之道，移官之理，可乎？”的回答，仍谦逊如故，明确表示“理，非吾业也”，然后以“外行”的身份试探着用他的种树理论衡量官吏的所作所为，比照之下，自然得出繁政扰民犹如勤虑害树的结论，从而将旦暮而来的官吏打入“他植者”的行列。“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一连串短促的排比句，把官吏神气活现的样子描写得细致入微。这些扰民官吏的行为，与不善植树者的“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也就形象地说明了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应天性的道理。在郭橐驼回答完毕后，作者以问者之口表达出“问养树，得养人术”的欣喜。“传其事以为官戒”，表明了作传的真正意图是警示上层统治者为政宜简，要顺应百姓的生活习惯和生产规律，让他们休养生息。
文章融叙事说理于一体，婉而多讽。以寓言的方式进行讽谏，是中国古代文人向帝王或上层统治者提意见的传统做法，它有着委婉含蓄的特点，也间杂着幽默的成分。柳宗元这篇文章，也是通过故事进行劝诫的。这种风格基本上是通过所传人物的话语表现出来的，如第4段，一个“知种树而已”的驼者，欲止又言，在朴实的简单类比中，揭示出了吏治的弊端，颇具讽刺意味。其中的一些话语，如“理，非吾业也”“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婉转而幽默，含不尽之意于言外。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本文是“稗官之属”，把它当作小说来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则更进一步说它是“幻设为文”“以寓言为本”。寓言一般以简短的结构、鲜明的形象、夸张与想象的艺术手法，阐明某种道理或讽刺某种社会现象。传记是记述人物生平事迹的文体，我国古代的传记一般可分为历史传记（也称“史传”）和文学传记（也称“史外传”）。本文借郭橐驼之口讽喻时弊，从内容上看是一篇寓言；这篇寓言在写作时借鉴了一些人物传记的写法，因此本文从内容上看是一篇寓言，从形式上看是一篇人物传记。柳宗元以写奇人奇事来讽喻时事的“传”还有《童区寄传》《宋清传》《梓人传》，同类的寓言体散文还有《三戒》（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篇）、《蟆蝦传》等。这些寓言体散文继承并发扬了《庄子》《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的传统，善于运用各种人物或者动物拟人化形象来寄寓哲理，针砭时弊。
对比和类比的说理方式也是这种寓言风格的需要。本文中的对比，有叙事性也有论述性的。叙事性的对比，有郭橐驼和“乡人”之间的对比，乡人用橐驼的身体缺陷开玩笑，给他取外号，而他自己却说“名我固当”，表现郭橐驼的乐观豁达；有郭橐驼和“他植者”的对比，尽管别人暗中效仿，但也种不出橐驼那样的树，说明橐驼的技艺高明；有两种种树方法的对比，一种“顺性”，一种“动摇根本”，突出“顺性”的重要性。有论述性的对比，即郭橐驼对自己种树方法的归纳和对“他植者”的批评；有通过问者之口所表现的“爱民”与“扰民”的差别，以此表明文章中心。本文先谈“养树”，后论“养人”，这本身是运用了类比的写法。这样写，有关树和人的话题合而为一，互相补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
柳宗元本人做地方官时，也践行着本文所提倡的“爱民”。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载，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在讲郭橐驼种树心得的时候，提到“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勿动勿虑，去不复顾”，而其他种树者关心得太多，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这一观点看似与老庄学派的“道法自然”一脉相承，但柳宗元并不是主张“无为”，本文其实体现的是柳宗元在中唐儒道合流背景之下的儒家积极的济世思想。
《孟子》云：“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离娄下》）杨伯峻先生将其译为“天下的讨论人性，只要能推求其所以然便行了。推求其所以然，基础在于顺其自然之理。我们厌恶使用聪明，就是因为聪明容易陷于穿凿附会。假若聪明人像禹的使水运行一样，就不必对聪明有所厌恶了。禹的使水运行，就是行其所无事，（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假设聪明人也能行其所无事，（不违反其所以然而努力实行，）那聪明也就不小了。”本文“顺木之天”的“天”指的是自然规律，“顺”是对这一规律的尊重。但这种尊重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方法，“致其性”（即使其按照本性充分发展）才是最终目的。再结合第4段对官吏扰民的批评，文章结尾“以为官戒”，说明本文是针对当时繁政扰民有感而发的，旨在告诫统治者要按照规律治理百姓，让百姓休养生息，目的还是在于“经世济民”，为国献策，并不是老庄意义上的“法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