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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序曲
——谈实践标准一文的写作、修改和发表过程（节选）
胡福明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来，已经有不少同志写文章，谈论这篇文章的写作、修改和发表过程。由于各人知情程度不同，所处地位不同，也由于出发点不同，所以议论也不尽相同，许多情节各谈各的，也有一些道听途说、想当然的言论。于是有同志劝我，也出来讲讲这篇文章写作、修改和发表过程的真实情况。我想讲讲情况也好，让读者了解得更多些。不过，一，我只讲自己亲身经历的事，讲我想的，讲我做的，讲我亲身听到的，不是我亲自参与的我不讲；二，我想着重讲讲文章主题、观点、内容的形成过程。这一方面，似乎还无人讲过。虽说今天看来，文章的主题、观点、内容，是很浅显的，容易理解的。但在我当年构思该文时，却是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研究的。报纸上一篇文章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是罕见的；事隔多年，人们对这篇文章的写作、修改与发表过程，有那么大兴趣，也是很少有的。1978年秋天，我就说过：写了这篇文章后，此生不得安宁了。果然如此。我希望，文章中谈到的同志，出来纠正我的不实之词。
（一）我怎么会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
粉碎“四人帮”，举国欢腾，中国人民感到又一次解放了。此景此情，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体会。“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给党、国家、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四人帮”恶贯满盈。人民异常痛恨“四人帮”，自觉奋起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我也积极参加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我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助教，吃尽了“文革”的苦头。1966年6月，我就被打成“匡亚明黑帮”的一分子，此后的遭遇，大家清楚，批斗、游街、扫厕所，祸及全家。所以，从“文革”开始，我就是“‘文革’的对象”，而不是"‘文革’的动力"，当然没有资格参加“造反派”，也没有参与造反活动。我当时31岁，历史清白，家庭出身下中农，只有穷亲戚。由此，我算作“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高校恢复招生后，我继续教书，负责全系的教学工作，在“批林批孔”中，又成为“复辟回潮”的典型挨批判。当然，那时我还幼稚，也受“左”的影响，讲过违心话，做过违心事。但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要搞“文革”，始终怀疑“文革”的合理性，认为林彪、江青一伙才是野心家。以上南大哲学系的一些老师是清楚的。
由于上述原因，我积极参加了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我在南京大学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会上发言（《人民日报》有报道），我在江苏省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万人大会上第一个发言，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新华日报》有报道）。从1977年12月起，我在《南京大学学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批判“四人帮”，有《评张春桥的“全面专政”》《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后一篇文章曾在《人民日报》1978年3月摘要发表（约2500字）。我着重于从政治上理论上揭批“四人帮”。
（二）1976年底，我思考这个问题：如何从根本上批判“四人帮”，以推动拨乱反正。
林彪、“四人帮”的罪行罄竹难书，他们篡改、歪曲、伪造马列主义的谬论数不胜数，他们的罪行与谬论不可分割，他们是适应“文革”的需要窜上政治舞台前沿的，他们是推行“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的急先锋。大家心里明白，批判林彪、“四人帮”必然要牵涉到“文革"，批判“四人帮”是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的需要。因而要动员广大群众干部一起批判林彪、“四人帮”。同志们从各个方面批判林彪、“四人帮”，推进拨乱反正，是必要的，但要抓住一个根本问题批判林彪、“四人帮”。抓住了这个根本问题，就能发动群众以破竹之势揭批“四人帮”，彻底进行拨乱反正。这个根本问题是什么呢？我苦苦思索。
1977年春天，揭批“四人帮”的热潮突然冷却了。批判张春桥、姚文元写的文章也不许了。据说，因为那是毛主席圈阅的。要求为1976年4月南京革命运动、天安门“四五”革命运动平反的呼声，也被压下去了。因为那是毛主席定性的。原因在哪里？在“两个凡是”。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突然降温、刹车，根子就在当时中央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
粉碎“四人帮”后，我以为，“文革”要结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要开始了，中国历史发展要出现重大转变。“两个凡是”出来后，问题复杂了。“两个凡是”的本质是维护“文革”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当时，我认为，中国已处于重大历史关头：要么坚持“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中国人民将陷入苦难深渊；要么改弦更辙，否定“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重新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党、国家、民族处于十字路口。我作为一个党员，一个理论工作者，理所当然地反对第一种前途，争取第二种前途。至此，我认识到必须批判“两个凡是”。中国的出路就在否定“两个凡是”。否定“两个凡是”，才能彻底拨乱反正。经过了近半年的摸索，到1977年6月初，我才找到了拨乱反正的根本关键：批判“两个凡是”。
（三）我找到了阻挠拨乱反正的根子：“两个凡是”。如何批判、否定“两个凡是”呢？当时，此事还真不好办。今天，“两个凡是”已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了。可在当年，它是1977年2月两报一刊社论的主题，是当时的中央的方针。没有一个报刊能发表公开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怎么办呢？我认为，要“绕弯子”，找个“替身”。这个“替身”就是林彪的“天才论”“顶峰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谬论。我认为，“两个凡是”与“天才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谬论，是一脉相承的，是一个东西，只是说法不同而已。所以，拿“天才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来做“两个凡是”的“替身”，予以批判，是可以的。虽然比较含蓄，但人们也会看明白。而批判林彪的谬论是无人可以反对的。
（四）批判对象确定了，究竟怎么批判呢？写篇批判“句句是真理”的文章，这种文章太多了，难以使人们获得新意，不会起多大作用，达不到否定“两个凡是”的目的。怎样才能有力地批判“两个凡是”呢？怎样才能使人抛弃“两个凡是”呢？必须提出科学的论点，与之对立。虽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但“破”并不等于“立”，“破”了也未必就能“立”，而没有“立”，“破”也“破”不成。必须要提出一个与“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万句”“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科学论断，这样有破有立，才能给人们以启发，才能否定“两个凡是”。提出什么观点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呢？当然是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哪一个基本观点呢？这又是个难题。
我认为只有剖析“天才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两个凡是”的内容、本质，才能确定与之对立的观点。“两个凡是”，无非是说，毛主席的指示、决策，都是先验地正确的，不需要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因而必须始终遵循，必须永远维护，毛主席是超越人类认识规律的。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是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变种。
弄清了“两个凡是”的本质，再探索与之对立的正面观点就容易了。这时，我有两个选择，一是宣传“实践论”，一是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反复研究，我选择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论点，批判“两个凡是”。因为，实践论题目太大，内容太广泛，一篇文章容纳不了，同时，广泛的内容会淹没实践标准，冲淡主题，磨掉文章锋芒。提出真理的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对立，针对性强，切中“两个凡是”的要害，对读者说实践标准比较新鲜，有吸引力。我认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基本观点，是无懈可击的，是保险的，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同时，我认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科学观点，又可以帮助干部群众运用这个科学观点去分析研究“文化大革命”，推动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以正面立论为基础，批判“两个凡是”可以脱出大批判文章的窠臼，也更有力量。今天看来，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批判“两个凡是”是很自然的，是简单的，但在当年，我是经过了个把月的分析研究、反复比较后，到1977年7月初，才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基本论点，批判“两个凡是”。
（五）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题目，文章怎么写呢？我再次阅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标准的论述，重读了《实践论》。真理的实践标准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任何理论是否正确，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作结论；二是实践标准的辩证法，即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这篇文章的任务是否定“两个凡是”，因而重点论述前一方面，对后一方面点到即止，以防止片面性；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重要原则，也要提到，但不展开。
（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鲜明地针对“两个凡是”，然而，论述实践标准的一般理论，我总觉得针对性还不够强，还不够尖锐。因为，人们并不一般地否认真理的实践标准。有些人口头上承认真理的实践标准，但是认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决策，天然就是正确的，无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实践标准对毛主席不适用。我相信，写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同志，就是这种人。因此，要突出强调伟大导师的认识也受人类认识规律的制约，不能超越人类认识规律，他们的理论、观点是否正确也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但是当时明确地这么说不行，一些人恐怕接受不了。我终于想出了一个论点：马克思恩格斯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的理论，以证实、修正、发展自己理论的典范。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他们的个别观点有失误，也要修正，而且是自觉地根据实践检验进行修正。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当然绝不应有例外。
（七）至此，我以为还不够劲。于是强调一切理论，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经证实后才成为真理，没有例外。所以，“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有其他标准；另一方面，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没有一种真理可以不受实践的检验证实而成了真理，自然科学的假说，是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其正确后，才成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真理，也是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检验，证明其正确后才成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就在于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
（八）从各方面论述了实践标准后，进而批判“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方面，主要是剖析“句句是真理”等谬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本质，极其荒谬、有危害。对于理论联系实际，我有个看法：理论联系实际，首先在文章基本论点的针对性，要直接针对所要否定的对象，抓住对象的要害。在论述基本观点后，分析批判对象的本质进而强调肃清“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流毒。所以，理论联系实际是体现在整篇文章中的、体现在文章的基本观点和每一个论点中的，不仅仅在于剖析错误观点本身。
（九）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树立真理的实践标准，否定“两个凡是”。表面看这是哲学理论的文章，实际上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极为敏感。如何选择组织材料，实在是个复杂问题。我确定了一个原则：打语录战。这是当时通行的方法。主要论点，都引用马列著作的原文，完整准确。我引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引用《实践论》的一段话，来阐明“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观点；我用了《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用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话，来说明他们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修正自己两个不正确的观点；我引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二章中，恩格斯关于哥白尼太阳系演说由科学假说通过天文观察证实为科学理论的论述；等等。论点出自马列著作，论据也出自马列著作。这是当时写文章的通行方法，也是容易说服人的方法。大家知道，当时教条主义盛行，不得不用这种方法。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选自《开放时代》1996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