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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必修中册 第二单元 资料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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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与文学的完美结合
陈坚
报告文学，既是具有浓厚新闻性的真实的“报告”，又必须是充分形象化的生动的文学。正如《包身工》所成功地实践的那样，它不仅要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来揭示包身工制度的罪恶，同时又必须借用文学的形象性来描绘这一幅幅血淋淋的图景，进而产生激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夏衍是位深谙多种艺术形式的文艺大家，他以精湛的艺术构思和技巧，在力求真实，丝毫不虚构和夸张的前提下，出色地表现了深刻的主题。
对于报告文学来说，读者首先关心的是报告的事实内容。他们只要事实，只要真相。作者可以而且应该表达自己鲜明的倾向和爱憎，但是这些必须寓于事实之中。作者不能把他的哭泣或欢笑照直地倾吐出来，而是要渗透在、凝结在那使人哭泣或欢笑的对象里面，这样即令读者在字面上看不见他的哭泣或欢笑，但形象本身使你不能不哭泣，不能不欢笑，只有这样，作品才充分显示出它的力量。夏衍说过：
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不是一篇小说，所以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尽可能地作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因此，在今天的工人同志们看来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在当时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事实是最雄辩的。夏衍在《包身工》中总是力求真实，力求准确地表达真实的生活事件，决不任意夸张或缩小，以至使“报告”失实。试看作品一开始对包身工起身以后的日常生活的描述：
上午四点过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生物已经在蠕动了。
……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锣”。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面，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揽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叫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
类似这样的叙述文字十分具体、生动，翔实无误，这里所描述的一切，都有可靠的事实根据，确凿无疑。同时这些叙述又是那样形象、逼真，绘声绘影地表现出这些女孩子们就是经常生活在这种环境恶劣、动作忙乱、情绪紧张、令人难以忍受的状况中，过着一种正常人难以想象的非人生活。尽管作者没有什么修饰和夸张，却一下便攫住了读者的心，给以强烈的震撼和沉重的锤击，人们甚至从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内心燃烧着的怒火的炙烤！
报告文学要求真实，却又不同于新闻报道。作为文学的一种，它除了具有新闻的真实外，还必须以情动人，提供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和事件。和一切文学形式一样，报告文学同样需要想象的翅膀、生动的比喻、丰富的联想、幽默讽刺、议论纵横等等。从《包身工》可以看出，夏衍并不因为报告文学强调真实性和新闻性而在写作手法上显得拘谨，相反，他放开手笔，灵活地运用具体形象的描写、精辟有力的议论、细腻感人的抒情等表现手法，发挥比喻、借代、幽默等修辞技巧，来生动地描绘色彩鲜明的生活图画，使人读来，既感到真实可信，又牵动神魄，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善于从大量生活素材中提炼选择富有特色的典型的生活片段和细节，是《包身工》写作上的一个明显特点。例如，作品开始写包身工喝粥的场景：“楼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类收拾掉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板桌放下来了。几十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她们一窝蜂地抢一般地盛了一碗，歪着头用舌舔着淋漓在碗边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洋铅桶空了，轮不到盛第一碗的人们还捧着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下一下锅焦、残粥，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一些清水，用她那双方才在梳头的油手搅拌一下，气哄哄地放在这些廉价的、不需要更多维持费的‘机器’们面前”。这些描写是多么准确，多么细致入微。从放下挂在墙上的桌子，一窝蜂地抢粥，到粥不够，老板娘用自来水冲拌粥桶等等细节，淋漓尽致地表明：这些廉价的“机器”们不正是过着道道地地的猪一般的生活吗？我们在许多作品中看到过对工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忍饥挨饿生活的描写，然而，《包身工》在这里所提供的细节只能是包身工的生活中所独有的，它给人以一种令人窒息的压逼感。
更能表现作者现实主义技巧的，是芦柴棒被打的一段描述：在一个很冷的早晨，她得了重伤风，唯恐遭到老板的毒打，自己先将身子缩作一团，偎在屋子的角上，可是偏偏碰上有生杀之权的打杂的，不容分说，一面骂：“假病！老子给你医！”一面“一手抓住了头发，狠命地举起往地上一摔”，跟上去就是一脚。可是因为芦柴棒“露骨”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足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芦柴棒的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刮着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地跳起来，于是在门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瞧！还不是假病！病了会好好地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这个场面用笔精练，形象生动，寥寥几笔，场上各个人物的面目、神情都跃然纸上。芦柴棒蜷缩在一旁，显得那样孤苦无告；打杂的肆意逞凶，显出了兽性的凶残；老板娘对这种暴行冷笑赞赏，从旁怂恿助威，又是何等地阴险冷酷。这些表面上似乎不动声色其实饱蘸感情的描绘，渲染出令人战栗的气氛，使读者的同情和愤恨格外深沉。
在描写、叙述和议论中，作者一再运用了比喻来增强作品的生动性和可感性。如描写在打杂的吆喝下，急急起床的包身工，“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这一比喻十分生动、贴切，使读者仿佛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面”目睹了这一切，不禁毛骨悚然。又如，作者出色地形容帝国主义的爪牙带工老板具有一张“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即刻使带工老板的欺诈本性昭然若揭。再如，将被压榨得丧失了起码的生活权利的包身工比作“机器”“罐装了的劳动力”“没有锁链的奴隶”；当包身工进入东洋纱厂时，作者愤慨地描写道：“红砖头的怪物，已经张着嘴巴在等待着它的滋养物了。”通过这些简练而生动的比喻，文章极其传神地写尽包身工的不幸遭际。
在叙述中，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往往通过由此一事物到另一事物的联想，以揭示事物的本质，使之达到深刻动人的程度。比如，在描述了包身工制度的罪恶之后，作者由此联想到江浙一带的墨鸭：
看着这种饲养小姑娘营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舷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儿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作者抓住了包身工制度与船户养墨鸭捕鱼这种相似之处，迁想妙得地把二者联系起来，这就收到了触类旁通、相得益彰的效果，进一步突出了包身工制度的罪恶本质，启示读者更深入地思考。
作品中冷峻幽默的讽刺手法，在客观的叙述中时时闪现着战斗的锋芒。比如对东洋厂为什么大量需要包身工的说明，作者在第二段用讽刺的语调写道：“所以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取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这里，旁敲侧击，一腔被压抑着的怒火在燃烧。作品中写到带工老板对于包身工的“罚规”是“不假思索地就爱上了殴打这办法”。看，多么令人心寒的一个“不假思索”！在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带工老板看来，厂方对包身工的“罚工钱和‘停生意’”两项“罚规”于他们是很不利的，而采用往那包身工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上死命地打下去的办法，却是一桩“不假思索”的事，这是什么世道！愤慨不平之情在此溢于言表。
报告文学的战斗性除取决于雄辩的事实报道之外，还往往借助于画龙点睛的议论和抒情。《包身工》意在向人们揭露“包身工”制度的事实真相，它的叙述是科学的分析和形象的描绘相结合，而在叙述典型事实的基础上，作者往往通过议论，用点睛之笔揭示这个罪恶世界的本质，同时，作者不轻易放过行文间的每一个机会，来含蓄地传达他的恨和爱。很明显，作者不仅是包身工罪恶制度的见证人，同时也是受煎熬之中的包身工的代言人他要喊出“她们心里想说的话”，他要道出“她们心底的痛苦”！譬如，文章列举包身工的吃、住、劳动条件等三个方面，在描述了每一个方面之后，接着就东洋厂为什么要大量雇佣这种劳动力进行深刻的分析和精辟的议论。
文章越到后来政论的色彩越浓。尤其到最后的“黎明的到来，是无法抗拒的”这一番议论，使压抑的愤怒迸发为激越的声讨，沉痛的揭露递进为对未来的坚定信念，犹如暴风骤雨一般淋漓痛快，这段文字既是抒情成分很浓的议论，又是评析锋芒犀利的抒情。作者义正词严地警告了殖民者、压迫者，预示了工人阶级翻身解放的明天必将到来，这就画龙点睛，一下子突出了作品反帝反封建的昂扬主题，使作品的战斗气氛达到最高点。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篇报告文学杰作是生活、政治和艺术的结晶。它集中地显示了夏衍对于帝国主义及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本质的深刻洞察和运用自如的安章宅句的娴熟技巧。我国的报告文学是在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发展起来的。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由于“左联”的提倡和反帝斗争的需要，出现了反映前线战斗、士兵生活及后方民众支援的短小作品，后来钱杏邮将它们编成《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一书出版，这可以看作我国最早的报告文学集。以后，捷克斯洛伐克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基希的《秘密的中国》，由周立波翻译过来；又陆续出现了《中国的一日》《活的记录》等报告文学作品的合辑。这段时间报告文学数量是逐渐增多了，但整个说来，这种体裁尚处于萌芽阶段，多数作品显得较为幼稚，新闻的成分多，文学的意味少，直观的报道多，睿智的探究少。《包身工》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它在题材与主题方面都有新的开拓，艺术水平也达到当时报告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标志着报告文学这一新兴文体在我国已发展到成熟的地步。从此，人们再也不能无视这一战斗文体的存在价值了。周立波当时曾热情赞扬道：“夏衍的《包身工》是今年关于产业工人的一篇材料丰富、情真意挚的报告文学，在报告文学刚刚萌芽，工人文学非常缺乏的现在，它有双重的巨大的意义。”①作为我国报告文学的第一块基石，《包身工》是当之无愧的。
（选自《夏衍的生活和文学道路》，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有删节）
【注】①周立波《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的回顾》，《亭子间里》第10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