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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必修中册 第四单元 资料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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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拉
艾尔瑟·赫斯特
“我的上帝，《玩偶之家》是多么美的一出戏”——当瑞典戏剧评论家斯丹·塞兰德谈到挪威国家剧院的访问演出时，这是他激动地说出的第一句话。该演出于1939年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据称是“戏剧”史上最伟大的成功。
“观众不仅疯狂地喝彩，还用脚跺地板，并且把椅子摇得嘎嘎作响。”在赫尔辛基，演出激起同样的轰动；在奥斯陆，演出竟达上百次之多，而且把剧院从声誉不佳和经济拮据导致的不景气中挽救出来。
这一巨大成功给批评家们提出了问题，即使它得助于一个独一无二的演员阵容，首先是托蕾·塞盖尔克，那也是因为演员和导演需要某些能够有所凭依的东西，某些他们能够为之效力的东西。谁会想到，一出19世纪的倾向剧能够产生如此直接、如此令人着迷的效果？《玩偶之家》得以产生的那种特殊环境早已不复存在，而它所涉及的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已化为尘埃了。况且剧本还有着明显的艺术上的缺陷——尽管如此，它的生命力经久不衰，以一种独特的魅力，不断获得新的成功。不可否认的时代特点与不容忽视的有效期之间的这种荒谬的矛盾现象，要求得到一种解释。以下我们就试图进行这种说明。
首先，这出戏的效果是通过主人公娜拉产生的；成败与否全在于她的表演。《玩偶之家》很特殊的是一出主角戏，而且几乎是一出女主角戏。支撑全戏的是一种情感，它集中于一个人，并且单独从她那里迸发出来。基于这个原因，娜拉·海尔茂在欧洲的保留剧目中成为一个传统的角色，不断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演员在这个角色身上检验她们的才能。自从1879年夏天，当她在意大利的阳光下从她的大师的头脑里诞生以来，娇小的律师夫人已经飞遍了全世界的舞台，用她的小杏仁饼和她的塔兰泰拉舞置几代剧院观众于她的小脚面前。究竟是什么给她以这种活力和永久的魅力？答案并不是即刻就能找到的。从它本身的主题或形式来看，《玩偶之家》并不至于算作伟大的艺术。戏发生在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住宅的四堵墙内，描写的是日常生活当中某一特定的时间里的冲突。全戏归结为一个号召，号召改变社会，更准确地说——号召改革婚姻。就其本身来说，这也许不无道理，社会和婚姻需要不断改革，但是一种精神上的高度飞跃看起来在这个框框里并没有表现出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这个剧超过其他社会剧。看来剧中的冲突和戏剧性的紧张完全都是为了对虚假作出道德上的判断。此外，我们还从易卜生对这个剧本的早期札记中重新发现了这个课题。那里是这样说的：
关于一出当代悲剧的札记。
罗马，1878.10.19.
有两种精神法律，两种良心，一种是男人用的，另一种是女人用的。他们互不了解；但是女人在实际生活中被按照男人的法则来评判，仿佛她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男人……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这个社会完全是一个男人的社会，法律是男人写的，起诉人和法官都是男人，他们从男人的立场出发判断女人的行为方式，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女人不可能忠实于自己。
（剧中的妻子）伪造签名①，而且这是她的骄傲；因为她是出于对丈夫的爱，为救他的命而这样做的。这个男人却以平常人的全部正直站在法律的土地上，用男人的目光来看待这件事。（遗稿Ⅲ，77页。）
显然，丈夫和妻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分手。如果律师海尔茂了解到真相，在他看来，他的婚姻就是建筑在一种欺骗上，因而完全被亵渎了。相反，对他的妻子来说，这个婚姻是建立在一种爱情的基础上，这爱情是如此强烈，以至她敢于迎击一切，而这种爱情恰恰是通过应受惩罚的行动而赢得了它存在的权利。
正如人们在一位像易卜生这样的作家那里所期待的一样，两人之间出现了一道任何人都无法逾越的鸿沟。娜拉表现出她内在的力量和勇气，她从发生的事件中得出结论：在思想的离异之后，她也实行了行动上的分道扬镳。她决定离家出走，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发展她的个性。
或许我们可以就此留步了，以便试探性地详细考察戏的主题的耐久性和它的范围，以及所谓男人和女人之间观点上的矛盾。对娜拉的行为和戏的教育意义进行探讨，以便可能找到解决冲突的另一种在人性和艺术上更为令人满意的方法，也许会是令人感兴趣的。但是这已经有过无数遍了，却从没有得到预期的成果——发现戏的核心。在这类无休止的讨论之后，娜拉的神秘的魔力一直还是个谜。这个谜我们要来解，而在更周密的研究的同时，谜底之所在也就清楚了。现在我们必须首先回到那个场面：柯洛克斯泰以揭发骗局相威胁，娜拉慢慢地不得不认识到，他真会说到做到。
冲突的发展表明，内在的情节走上了一个新的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向。灾难越靠近，就越显示出，它对娜拉来说不只意味着一种可怕的威胁。这不仅是一个失败和耻辱的问题，而且涉及某些其他的本质问题：揭发就预示着将要出现一些奇迹——它一笔勾销了一切失败，使其他任何喜悦都黯然失色。柯洛克斯泰的揭发会破坏她的家庭，结束她幸福的家庭生活，但是与此同时，却向她允诺了某些伟大得多的东西——这正是她整个一生中一直悄悄地几乎不自觉地期待着的：她的丈夫将要出于对她的爱，不假思索地独揽罪责。就在这个时刻，她的生活完美无缺了，因为这样才完全符合她的期待，她就在最大的程度上享受到了爱情——那种了解一切、宽恕一切的爱情。这时候她的心灵将融入一种极乐的感觉中，这是一种在尘世预先品享天国的快乐。
等待着娜拉的是如此巨大的幸福，以至她避开了它，但是同时，在她内心深处又被它吸引着。她的一部分身心竭尽全力摆脱这种幸福，拖延和阻拦这个决断。她用一只手推开这苦酒，仿佛她并不了解它奇迹般的功能。结果是娜拉的外在的神经质的自我与她深沉的固有的情感之间的一种激烈的争斗。
即使当她再也看不到出路以后，当柯洛克斯泰给海尔茂的那封揭发一切的信已经就在信箱里，而娜拉确切地知道，海尔茂将在什么时间拆读它——即使这时候，她也不能对幸福抱有希望。“谁看到耶和华，谁就得死。”娜拉悄悄地预感到，她将会这样，因为一种如此巨大的幸福是她的情感所无法承受的，而且会把她撕得粉碎。出于这个原因，她决定比揭发先行一步，宁愿在海尔茂得知真情以前去死。
娜拉回答林丹太太的话，以及她在第二幕结束时的独白，正是出自这种自相矛盾的感觉。她说：“现在奇迹将要发生了！”
林丹太太：“奇迹？”
娜拉：“不错，是个奇迹，克里斯蒂纳，可是非常可怕，千万别让它发生。”
过了一会儿她平静了些。她整个人都处于一种狂喜的状态，她只希望结束。这时她又对林丹太太说：
“你不该管这件事。其实，等着奇迹发生也很有意思。”
她看看表，并且计算时间：
“现在是五点。到半夜里还有七个钟头。到明天半夜里再加上二十四个钟头。那时候跳舞会
已经开完了。二十四加七？还可以活三十一个钟头。”
娜拉·海尔茂的生命的高潮是等待奇迹发生的这三十一个钟头。在这一生中她没有获得过更大的幸福。
然而奇迹根本没有发生。发生的完全是另外一些娜拉从未想到过的事情：来自她丈夫的粗暴、蛮横的攻击。为了他，她曾不顾一切，而他现在只考虑自己，谴责她的行为，甚至赶走她。在他处于失去资产阶级名望的危险的时刻，品行端正的律师海尔茂感到他的要害被击中了。他丧失了理智，红了眼——他的云雀转眼间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怪物，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使她不能为害——当然是以一种不会引起任何轰动的方式。
这一切正是发生在娜拉一心一意准备迎接奇迹降临到她头上的时刻。无须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也会知道事情的下一步如何：娜拉死了。她也许会放弃尘世的幸福，但她不会放弃对生活的梦想，对奇迹的梦想。一次地陷埋葬了她，把她永远地碾碎了。
现在我们也许可以停下来了，因为现在，我相信，我们有了找到娜拉生活的动力、娜拉这个人物的诗情的前提了。
首先，我们现在知道了，是什么点燃了娜拉心中的喜悦，使她成为一个尘世间的幸运儿：这就是对于总有一天会到来的奇迹的梦想。这个梦在海尔茂家日常生活的表层下面过着它自己的令人着迷的生活。它是云雀的固有的生活环境，是赋予娜拉力量和毅力的秘密泉源，使她能快快活活地勇于忍受辛劳和忧虑——唱啊，跳啊，让她内心的幸福返照一切，返照到她身边的一切。这种期待把她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圣灵降临的状态，而她本人对生活中一切悲惨的事情变得毫无知觉了。
迈进这个本是这个世界以外的恩赐的世界，她是以伪造的债据为代价的。对娜拉来说，借一千二百塔勒比起救她的丈夫的性命那种道德上的满足，完全是两码事。这不仅给了她一个幸福的家庭生活、自信和骄傲，同时给了她一些更珍贵的东西：她永远得到了在梦幻的黄金世界里，在对奇迹的信赖中生活的权利。
主人公的这种诗意给我们提出一个新问题：易卜生自己与娜拉是一种什么关系？特别是：作为五十岁的作家，他赋予娜拉的这种年轻明朗的幸福感是从哪里得来的？
我们马上就发现，易卜生是多么喜爱她。除培尔·金特外，在他全部的人物画廊中，没有任何人物像她这样，哪怕近似也好，描写得如此可爱。“本来她叫莉奥诺拉，但是她的父亲对她如此之爱，以至只称她为娜拉”——据说出自易卜生本人之口的对名字的这个解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她与她尘世的父亲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说出了与她心灵的创造者的关系。每当易卜生想到娜拉的时候，最温柔的话就向他涌来；她是小松鼠、唱歌的小鸟、云雀，而当她完全轻率的时候，他称她是金翅雀——这些话听起来有些可疑，而且提醒我们必须为娜拉担忧。然而他的语言里流露出的是什么样的喜悦啊！人们在谈论可爱的孩子时就是这样的。
即使娜拉再一败涂地，她也从未失去她的妩媚的魔力，那妩媚是易卜生亲切地围绕着她编织的。并不是说她就完美无缺了。从某些方面看，她还像个孩子一样没有发展；她在丈夫背后偷吃杏仁饼，并且随口撒谎。对一个成年妇女来说，她对商务上的想象惊人地天真，她对借款和冒名顶替所持的轻率态度，使玩偶的名字看来并非完全不公正。在与林丹太太的关系上，她简直是可怕地利己主义，她自满自足得令人吃惊，径直对她可怜而憔悴的青年时代的朋友冲口而出，炫耀她的漂亮和幸福。她心中只有自己的小天地，假如涉及“陌生人”或者“无聊的社会”，她就会流露出讥讽的不屑一顾的表情。对柯洛克斯泰，她则摆起架子，俨然以派头十足的刚上任的经理太太的身份出现。“您，我丈夫手下的人？”“柯洛克斯泰先生，如果一个人在别人手下做事，”她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他一定是一个坏律师。”
离开上下文，这些引文就会相当讨人嫌，在实际生活里我们就会谴责她。但是对娜拉却不存在谴责的问题；所有这些根本不会有损于她，除了其他的本质的东西以外，这些都不值一提。仿佛易卜生想要试一试，他能够让她承担多少道德上的缺陷，而又不让她失去一丝一毫他的或者我们的同情。为了不至于怀疑她是谁和她在哪儿，剧中对她进行了道德上严肃的考察。
与阮克大夫有关袜子的调情在今天看来也许是天真无邪的——在这一点，我们变得愈来愈不敏感了，但是这种调情在本剧问世的时候却完全不是无罪的，可也不是太可耻。这一场的灯光很柔和，半明半暗，而对于丝袜子的议论也是够充分的。前面，柯洛克斯泰的威胁已经使娜拉感到绝望，她渴望找到一条出路，弄到钱。阮克大夫很富有，阮克大夫将要死了——乞求他的帮助，难道还有比这更方便的吗？这个想法掠过娜拉的脑际，而且她正在实行她的计划。但是当阮克大夫对她讲起他对她的爱时，她站起来，清白而且自尊——在心灵深处她拒绝让这个悄悄爱着她的男人资助她。娜拉猛的一下从道德的暧昧中站起来，而在此之前一直陷于这种暖昧状态，她明显地表现出她真正的自我：一颗洁白无瑕的灵魂。
现在我们或许会猜到，为什么作者竟会如此倾心地偏袒这个可爱的、无忧无虑的、心地善良的小娜拉——这个伟大的、勇敢的娜拉。
如果考虑到易卜生本人对生活的看法，那种在梦想与对他说来构成存在的原始法则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的感觉，就不难解释他对娜拉的喜爱了：娜拉与作者距离这样近，是因为她富有诗意地体现了他灵魂深处两个互相隔开的世界中的一个——梦的美好世界。娜拉在亨利·易卜生的心目中就是梦，是以最早的和温柔、天真和脆弱的形式出现的梦——关于奇迹的梦。她表现了渴望幸福和完美的那种完整的原始的情感，青年易卜生就是带着这种情感迎接生活的——当它还没有用一些方法使他清之前。通过娜拉，他重新建立了与他自己的、充满期望的、孩童般的感情的联系——这就是他对她怀有不尽的柔情的原因。
只有当我们了解到，他是怎样不顾一切失望和碰壁，不断重新振作时，我们才能衡量出，这种对幸福的梦想之根扎得有多深。在各个不同的戏里，它都发出声音，或强或弱，但从不沉默。这是一种希望，尽管有各种悲观情绪，但希望始终照亮着易卜生的世界，这是一出天国的戏，它永远排斥彻底失望。我们看到，这种希望以最不同的现象在他所有的戏里不断再现，作为理想和乌托邦的各种类型的有：“第三王国”“真理和自由的精神”“快活的高贵者”和“头发里的葡萄叶”。但是在《玩偶之家》以后，只剩下一些虚弱的附属品了。对幸福的梦想被削弱到不可能再用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来体现，而只能是遥远国度里的未来的梦想和童话了；与实际生活相比，更像是纲领和宣言。除娜拉以外，只有一个人物与她一样把纯粹的梦当作生活的基石——一个像她一样占有易卜生的爱的人，这对双生子之一叫作培尔·金特。
他们俩惊人地相像，又惊人地不同。但培尔是一个独立的能够负责任的人，因此他受到越来越严厉的谴责。梦不能作为生活的准则为这个成年人服务，他不成熟，而且自己也表明了这一点。娜拉就不必这样做，因为作为妇女，她没有责任，她的命运从一开始就与另一个人连在一起，并且依赖于他。由于这个人，而不是由于自己，她才失败。她本人停留在梦想的全部光辉里——易卜生的戏剧里唯一没有缺点、无可指摘的主人公。
如果这里对娜拉这个人物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想必可以用这种分析正确地理解戏的剩余部分。
首先，通过分析，戏的表面冲突的诗意的背景清晰可见。现在我们也就理解了，易卜生为什么格外热衷于对男人社会进行伪哲学的思辨，对两种良心的问题格外积极。虽然这是一种对立，易卜生本人相信这种对立，并且表示他经历过这个矛盾——正如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的，但是主要这是一种二元论，它与他本人分裂的生活感觉相一致，基于这个原因看来是适于接受它和表现它的。
我们现在也明白了，为什么奇迹从未降临，而且不可能降临——为什么海尔茂采取他的这种立场，而不可能作出其他的反应。他是站在戏的心理层上，正如易卜生自己所说的，“站在法律的基础上，用男人的目光来看待这件事”。原因却还更深些：在易卜生的世界里，梦想从来不可能成为现实，而玩偶之家这对夫妇中的丈夫被选去充当了扼杀梦想的现实的工具。
因此几乎不值得去探讨海尔茂的立场，而对于所谓男人和女人的观点之间的对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情况，是否与我们自己的经验相一致等问题的探索，也同样不值得。如果我们真的想从剧中发现些什么的话，这二者都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前提。
必须讨论一下的倒是易卜生在已有的基础上对海尔茂这个人物的设计，因为这对于我们把这个剧当作一个艺术整体来理解十分重要；同样，这个人物的塑造对戏中纯粹作者的意见与它的形式——现实主义问题剧——的结合也是十分重要的。
戏中海尔茂的任务很清楚，他应该体现男人的态度，或者更确切地说，资产阶级社会的态度，与娜拉的梦幻世界相对立。毫无疑问，他也具有一系列特点，使他看起来有资格完成这项任务。毫无疑问，他的外貌很好，他的举止给人以可靠和有教养的印象。他不顾经济拮据的窘况，在他的律师职务内最严格地遵守原则，他抵制一切由他的职务而产生的诱惑。他是一个好丈夫，并且相当好交际；生活的舒适和美好的方面他决不规避。托伐·海尔茂不仅认真地尽到他的资产阶级地位带来的义务，而且他还成了一个生活的艺术家和美学家。
对此毕竟不会没有报答。多年的困苦之后，他在社会中攀到了一个受重用的体面的地位，他有一个包括三个孩子和一个爱他、钦佩他的妻子在内的和谐而幸福的家庭，他有与他的家庭和睦相处的朋友。新上任的银行经理有充分的理由对生活对自己感到满意。即使他看来由于成功变得颇为自信，原则性很强，但这首先造成的印象是，我们似乎可以把这些特点解释为当时的生活方式，以及男人的虚荣心的可以理解的结果。
但是一旦了解了一些内幕，我们就知道了，这一切都不过是表面现象。在律师的品行端正的漂亮外表背后隐藏的是完全自私、渺小和怯懦的本质。这位法律界人士以道德的最严格、同时也最空洞的形式来实现资产阶级的道德，即使只是大概地理解一点儿道德的更深意义，他都没有能力。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咒骂谎言和欺骗，强调诚实和正直是社会和品德的支柱。但是，问题并不在于他所为之辩护的这些品质本身的意义，而在于资产阶级所要求的道貌岸然和与之相关的威望。海尔茂很清楚，一次终将揭露的欺骗会造成一次丑闻，因此他必须诅咒它，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它。他生活的目的仅仅在于，在社会中达到一个保险的地位，附带着它的所有利益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按照资产阶级的观念，做到无懈可击。因此不遭非议就是他的理想，任何出格的事就是最严重的犯罪。娜拉的作弊毁了他的好名声，也就等于毁了他的人生观。等到“空袭警报解除”后，他才重新镇静下来。这时他想忘掉整个事情，让一切都像没发生过一样这时他理解，并且宽恕了一切。
我们从这种做法里所感觉到的基础的空虚，还得到了有力的证实：海尔茂不是凭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清醒的算计侮辱了柯洛克斯泰；作为主事的银行经理，他的决定是由个人的不满所支配，而这种不满是一个下属对他用了“你”这个称呼所引起的。
这些低劣的行为和行为特征没有必要与指派给海尔茂这个角色的任务联系在一起。它们既不归罪于男人看问题的方法，也不能归罪于资产阶级道德，而完全是易卜生个人的事。正如现实的任何其他方面一样，资产阶级制度也有它真正的价值，而且会提出完全合理的要求。人们因此会立即想象出这种社会制度的一位可尊敬的代表，他出于应该认真对待的理由必然与娜拉对抗。什么样的冲突不可能发生啊，在这种冲突之中娜拉在一场对于双方都值得一搏的斗争之后总是还会扮演一个占上风的角色，因为她代表了一种更高尚的道德。
但是正如事态又一次表明的那样，她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海尔茂虽然在某种方式上是娜拉的对立的一极，但他不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两人之间的矛盾不是表现在他们的观点上，而是表现在他们的人品上。所以戏的均衡变换了位置，这当中整个心理结构都受到损害。究竟谁能真的相信，一个像娜拉那样明辨是非的妇女，与这样一个卑劣的男人曾经结为幸福和谐的婚姻？谁又会真的相信，这两个人八年之久朝夕相处，同床共枕，有三个孩子，给他们洗礼，教育他们，与疾病和穷困进行斗争——海尔茂在解雇柯洛克斯泰之前就没有任何机会暴露出他的真实面目？
娜拉和海尔茂的不相称是如此之明显，以至于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许多情况都可能起作用。自从互相对立的两人中的一个像娜拉那样博得了易卜生的好感开始，多数情况都是，另一个也能分享作者的垂青。人们必须承认，以下事实也具有某种意义：《玩偶之家》里的冲突不是易卜生随意虚构的，而是可以追溯到他的一个朋友，劳拉·基莱，几年前亲身经历过的一次婚姻。由于易卜生在生活中无疑是单方面地站在妇女一边，所以很可能他在作品里也这样做。但这只是人们为全面起见所能提及的琐碎事情。就海尔茂的卑贱这一点而论，无疑最重要的原因是易卜生对他的作品里代表社会现实的人缺乏理解和缺乏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的能力。因为如同《社会支柱》里的博尼克，海尔茂的境遇是：从某种可能的出发点出发，他看起来在创作的过程中愈来愈不受易卜生的重视，直至最后也没有明显地揭示出他这个人的性格。
《玩偶之家》从第一幕至最后一幕的发展看起来是如此，从草稿到剧本完成的发展也是如此。作者在他的人物身上花的功夫越多，他心里就越是明白自己对他们的反感。最后定稿的时候，易卜生才明确地揭示了解雇柯洛克斯泰的理由，而在草稿里这仅仅是银行为重新获得公众的信赖进行普遍调整的结果。也是在最后定稿里才改为，海尔茂完全不能理解，在作弊问题上，不管怎样，娜拉是主要人物，以至他兴高采烈地说：“娜拉，我没事了。”草稿里本来是：“你没事了，娜拉。”（遗稿Ⅲ，155页。）
如果认为海尔茂的形象由此在连贯性方面获得了成功，也许比较符合事实。但是，他相应地在人的兴趣和人的尊严方面大大地失败了，这也同样是事实作为一种受到局限的，但却循规蹈矩的社会道德的代表，任何一种有效性都丧失殆尽了。
低劣的海尔茂并不是《玩偶之家》里唯一的艺术缺陷。最后一场就它的表现方式效果更加紊乱。在分析戏的内在情节时我曾指出，娜拉完全被毁灭了，因为奇迹没有出现。依这个样子，情节发展最好按照它的诗的内容来解释，换句话说；这样戏就该结束了。随着幸福之梦终于完全破灭，作者的使命也就结束了多余的话他就不应该再说了。
尽管如此，戏还在继续。致命的打击没有摧毁娜拉，相反她脱掉狂欢节的化装服，穿上她的严肃普通的家常便服，决定离开丈夫和孩子们，同时在出走的时候还宣布了一整套改革纲领：关于真正的婚姻和所有的人女人和男人的独立生活的权利，以及为发展自己的个性而生活的权利。远远不是在对生活中梦想的永久失败进行美学阐述中消失，相反，戏归结到一个非常有力而且积极的结论：以对云雀的彻底否定和对现代妇女、妇女运动、时代思想，以及对崇拜卡米拉·科莱特②的毫不掩饰的赞扬告终。我们怎么能从这外表看来不可调和的矛盾之间找到联系呢？
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必须暂时从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角度出发来观察《玩偶之家》。我们可以不从内部，作为活生生的文学创作，而从外部，作为一部历史文献来看待它：19世纪的一部现实主义问题剧，他的时代的写照，同时也是一篇用来参加当时论争的论文。
《玩偶之家》写于1879年，正值挪威对妇女解放问题的争论处于高潮，是卡米拉·科莱特和奥斯塔·汉斯泰的时代。《职员的女儿们》已于1854—1855年发表，在这段时间里已经造成了影响。从那以后，卡米拉·科莱特不仅在书面而且在口头上继续了她为妇女解放而进行的斗争。易卜生于1871—1872年在德累斯顿认识了她，并于1877年《玩偶之家》发表的前两年，在慕尼黑再度与她晤面。这一结识是如此引人注目，就连卡米拉·科莱特的传记作者都不会怀疑，是谁的思想真正激发了易卜生写这个剧本的热情。十二年后易卜生自己也写信给卡米拉·科莱特说：“您开始通过您的精神生活道路，以某种形式进入我的作品”，“至今已有许多年了”。（1889.5.3的信，X，383页）易卜生还进一步认识了奥斯塔·汉斯泰，第二个伟大的女权主义者。
当他1874年访问克里斯蒂安尼亚的时候，她刚刚在书面和口头上掀起了一场强大的运动，反对男人对妇女的侵犯场广泛引起注意，并且激起了愤怒的运动。易卜生终于有一个妇女站在他一边了，据我们所知，她显然是妇女解放思想的良好沃土和可尊敬的代表。所有这些情况和推测，我们有明显的证据可以证实，易卜生对妇女地位是多么关心。1879年冬，恰值他写《玩偶之家》时，他在罗马的斯堪的纳维亚联盟建议给妇女以投票权。当建议遭到否决时，他十分恼火。
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吗？不。很清楚，易卜生从这些前提出发，在劳拉·基莱的婚姻故事的基础上，计划写一部关于妇女解放的剧本，关于两种精神法律和妇女在当今传统的男人社会中的艰难地位的时代悲剧。一部这样的剧本必须在逻辑上模范地解决冲突，同时进行一次有关真正的婚姻的讨论。
但是正如我指出的，实际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当易卜生已经开始动笔以后，他的写作与原先预想的并不相同。在选择的题材上，他所找到的与他本来寻找的有所不同并且更好。他看到一种向他心灵最深处的自然而然的吸引力，当他的创作成为伟大的艺术作品时，他的灵魂深处就愈加显露出来。一首天才的诗出现在这部现实主义的、处理问题的作品中，论及生活中梦幻的力量和它的苦难，而这首“诗中诗”赋予全剧艺术生命它的无休止的紧张。
开始时，两种因素是这样和谐地融合一体，多数人都很难找出它们不同的来源。直到最后，它们才变得清晰可见。当诗人的使命结束时，现实的妇女解放戏剧就单独继续下去。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与戏的其他部分相比，最后一场变成了枯燥的僵死的示威娜拉的激烈决定和直接的道德说教都徒劳地想掩饰她内在的空虚。根据先前所阐述的，事情完全不可能是别的样子。《玩偶之家》末尾明显表现出的艺术上的失败，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如果易卜生只是作为现实主义的倾向诗人和战斗作家出现，他是多么无能为力啊。
结尾还说明了更多的东西。它指出，作者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剧本的含糊不清。他的才智没能使他利用他在创作过程中取得的经验，而是一味地遵循已经开辟出来的道路。这当中他决不是劳而无功，而是让他的思想的这个虚弱的产物刚刚出笼的女权主义者去攻击云雀，指控她，责备她没有生活过，没有过幸福。
人们居然听到了这样多的废话！如果娜拉既没有按照她自己的，也没有按照我们的时代生活过，如果她在任何方面都没有表现理想的话谁能因此而否认，她在她的框框内，会因为活泼和幸福而遭殃？恰恰因此这才是天真的、满怀希望的、兴奋异常和被毁掉的娜拉，是活在我们记忆中的，并且使这出与时代相关的社会剧成为不朽之作的娜拉恰恰是这个娜拉，而不是女权主义者。
矛盾是这样尖锐，甚至几乎令人难堪地看到，一个作家怎样用这种方法否认了他最宝贵的宠儿；但是人们很容易了解，他是怎样误入歧途的。当时现实的考虑以及女权运动有力地支持了易卜生，使他这样来描写娜拉。它们鼓励了他的幻想，使他产生了一种要在当时的斗争中完成一项有意义的任务的感觉，促使他建造他引以为骄傲的大厦；就这一点来说，它们具有一项完全合法的使命。但是就在玩偶之家真正的玩偶之家结束的时刻，它们的使命也就告终了。一个目光更为远大的作家也会认识到这一点，当它们只不过是一座已经完工的纪念碑的碍事的支架时，就会将它们推到一旁。但是易卜生没有看到这一点。脚手架不得不留在那里，并将永远时时刻刻妨碍着我们单纯地体会娜拉的情感。
（选自《易卜生评论集》，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汪建译）
【注】
①娜拉为患病的丈夫能去疗养而伪造了父亲的签字，从而借到了一笔款，见第一幕。
②卡米拉·科莱特（1813—1895），挪威小说家，终身献身于妇女解放运动，她的小说《职员的女儿们》（1854—1855）是挪威第一部心理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