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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四端说”评议
涂碧
“四端说”是孟子“性善论”的基础。“四端”即“四心”，它是“四德”（仁、义、礼、智）的萌芽状态，使四心发展并扩充起来就形成了四德。四端也就是四种“善端”，它是人先天带来的。因此，人生而具有四种善心与“人性本善”两种说法是“合二为一”的。如果说性善论构成了孟轲“尊王贱霸”“王道政治”等仁政学说的理论依据，那么，“四端说”就是仁政学说的基石。为此，本文拟就孟子“四端说”的具体内容、特征及对它的论证作一初步探索。
1.“四端说”的具体内容
《公孙丑上》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所谓“恻隐之心”又作“不忍人之心”，意指人类的同情心。仁就根于这种恻隐之心，以此为萌芽、端始。正是人有了“不忍人之心”，即对同类的同情和怜悯之心，才有可能去使人去爱人。西方伦理思想史上，休谟开了“同情说”的先河，亚当·斯密和卢梭则继承并发展了他的“同情说”。休谟说：“同情是人性中一个很强有力的原则。”（《人性论》）卢梭则干脆宣称：“怜悯心是一种自然情感，由于它调节着每一个人自爱心的活动，所以对于人类全体的相互保存起着协助作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大量的道德事例也证实，人的同情和怜悯之心是驱使人去爱人的动力，由此产生出利他的行为。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尽心下》）。当孟子把“不忍人之心”当作“仁之端”时，他并没有错，错就错在他把这种同情心看成是天赋的了。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羞恶之心”是指羞耻心和憎人为恶之心。义，古作谊，《礼记·中庸》说：“义者宜也。”孟子的“义”承袭了孔子“义”的基本含义，它一般指服从等级秩序的言行。不过，孟子的义的主要内容更多的是指敬人，如他说“敬长，义也”“君臣有义”；且不囿于下级对上级的尊奉，也包括上对下的尊重和爱护；更重要的是，孟子还把义和仁联结起来，提出了“仁义”这样一个合成概念。孟子又指出：“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尽心下》）这即是说，依照羞恶之心，不去做不当做的事，就是义。“义”大致是社会以道德要求的形式向特定个人提出来的“应当”完成的职责、使命和任务，因此，孟子大致上揭示了义的基本含义。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辞让之心”即“恭敬之心”。“礼”在孔子那里，有时指礼节仪式，有时指周制，有时又指谦虚、恭敬、有礼貌。而孟子的“礼”主要指谦让，有礼貌和礼节仪式，它根源于人的恭敬之心，表示人与人之间彬彬有礼。“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离娄上》）礼的实质就在于节制和文饰仁义。礼较之于仁义具体和外在，它使仁义具体地体现出来。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非之心”是指明辨善恶曲直之心。“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离娄上》）是非之心作为一种判别善恶的道德能力，可以帮助人们选择是“做”还是“不做”，进行恰当的价值目标定向。
孟子所谓的“心”，实际上是一种不同于感觉的意识理性意识。如他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告子上》）孟子赋予“心”以特定的道德意义，他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不过是心的四种状态和特性，由此构成四种形式的善心。孟子从心理出发，以发展的角度，揭示了四德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较孔子只是颁布一些戒令、规范，缺乏某种具体论证来说，有了一点儿现实的基础。
2.“四端说”的特征
先天性。“仁、义、礼、智根于心”，“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人之有四德，不是由外部环境所使然，而是生来所固有的。四德“我固有之”，四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此即说，四端之于人一如四肢（四体）之于人一样，是人生来就具有的。
超功利性。孟子举例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公孙丑上》）由此可知，“不忍人之心”，是对别人痛苦、危难的同情心，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它摒弃了任何个人的私心杂念，似乎只要一见到小孩子将入水井，无论是谁都会很自然地想去营救。在此，孟子张扬了道德的纯洁性，但他有将之夸大的倾向。
可变性。孟子虽然很强调在人的本性中就有四种善端，但是在他看来这并不说明人生来即有完美的德性。这就为他解释人心的“不善”留下了后路。
孟子认为，人之不善是其“不能尽其才”。他说：“若夫为不善，非其才之罪也……或相倍花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告子上》）人之所以有善恶之别，并不是各自赋有的四心有何不同，乃是有的能尽其才，有的不能尽其才。本质上人人都有四心，而且又是相同的，如果开发之，利用之，人就会具有德性；反之，人就可能作恶，这就是“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告子上》）。那么，人何以会作恶呢？究其原因，有客观的，亦有主观的。“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告子上》）人能否发展其善端，除了取决于年岁的富凶外，还取决于人是否具有向善的愿望。如果“自暴自弃""言非礼义"，不能“居仁由义”，那就无法保其“善性”。人心是善性的土壤，孟子比喻说：心灵（含四心）产生善性（含四德）就像大山生长树木一样，长树是山的本性，但假如每天去砍伐，牧羊毁林，山也会变成光秃秃的。人心日日夜夜在产生善的东西，但由于某些人肆意践踏它，因而人心也就无法保全，善端也随之失去了赖以生长的土壤，人们摧残了自己的心灵，这就需要“存夜气”，以求得“良心发现”。
3.对“四端说”的补充
为了补充“四端说”，孟子提出了“良知”“良能”的观念。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尽心上》）“良能”即不经学习而生来具有的能力；“良知”即不经考虑而生来具有的知识。借用现代哲学术语来说，良知大概相当于道德直觉，良能即是道德本能。《告子上》又称良知良能为“良心”。“良”大约有三种解释：一曰善，即善良之良；一曰良，即良久之良；一曰清白、纯洁。朱熹综合上述三种含义，训“良”为“本然之善”。按此，“良”就具有先天的善性。于是“良心”即“善心”。孟子的良知说是对其四端说的深化、拓展和新论证。相对而言，前者更具先验性和直觉主义色彩。（以上均参阅朱伯昆《先秦伦理学概论》）
孟子还提出了“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的命题，从逻辑上论证人们都有普遍的善性。
他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这即是说，人心具有理义，就像人的口、耳、目都具有“嗜”“听”"美"一样，圣人和普通人均不例外，只不过圣人先知理义，普通人后知理义罢了。而且，只有人同此心，才能将心比心，“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根据“强恕而行”的原则，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伦理思想，他看到了道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人和道德的社会性。
“四端说”在孟子思想体系中所占的地位，按照历史的和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可以表示为：四端说→四德说→性善说→仁政论。“四端说”客观上成了孟子思想体系的起点。
（选自《孟子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