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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必修上册 第三单元 资料链接
编者注：由于参考的译本不同，文中涉及的人物译名和对小说语句的引用或与教材课文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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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型”人物观（节选）
申丹、王丽亚
在叙事研究领域，“心理型”人物观指注重人物内心活动、强调人物性格的一种认识倾向。依照刘再复先生的观点，小说中的人物以各种形式组合的差别和变动显现出不可重复的个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虽然小说人物在本质上属于语言建构，但是，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丝毫不亚于现实生活中的真人。事实上，这也是被誉为小说黄金时代的19世纪的一个主流观点。例如，特罗洛普提出，小说艺术的伟大之处在于小说家通过塑造真实的人物形象感动读者，“引发泪水”，最终揭示“关于人的真理”。当然，特罗洛普对人物的高度重视，主要源于他对小说艺术伦理作用的强调。至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盛行时，一部分小说家则是从审美角度重视人物在作品中的重要位置。例如，弗吉尼亚·伍尔芙提出：“所有小说……都是关于小说人物”，小说的艺术在于“展现人物——而不是道德说教”。安德烈·纪德同样认为，一部小说是否成功，主要看人物形象是否生动可信；虚构的人物源于现实生活，因此，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作家动笔之前就已经存在，小说家所做的仅仅是倾听人物自己的诉说而已。来自小说家的这些评论固然带有明显的经验意味，不过，他们对人物真实性的强调的确反映了小说家们对人物内心活动的重视。然而，这种认识并不表示小说家们否认小说人物的语言本质。事实上，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人物是虚构的，这种认识并非现代理论家才有。夏洛特·勃朗蒂曾明确告诉普通读者，她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纯粹是从想象中抽象出来的艺术形象，而不是生活中的原型。小说评论家马丁·特纳尔同样强调：“小说人物是语言建构物，并不存在于作品外的世界中。”
话又说回来，传统小说理论重视人物内心活动，这是小说理论界不争的事实。这一观念的形成源于小说艺术的自律。众所周知，欧洲小说是从“传奇”演化而来。在大部分“传奇”故事中（如《堂吉诃德》《巨人传》），小说家通过构建曲折离奇的情节吸引读者，至于事件是否真实、人物是否可信则是次要考虑。与此不同，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十分注重人物内心活动（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狄更斯）。为了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小说家们通常采用全知全能的叙述模式，对人物外部行为和内心思想进行充分展现。小说中的人不仅是故事世界里的主体，同时也是小说家们揭示人性、针砭时弊的一个重要手段。依照哈维的观点，小说艺术通过构建生动形象的人物，不仅使得小说具有了道德伦理功能，而且为人们搭建了个人与他者进行交流的一个渠道。
这种观念把人物看作小说艺术伦理维度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叙事作品中的其他成分，则被视为服务于人物逼真性的辅助手段。重视故事，强调人物似真效果，使读者宛如置身于故事世界——这些观点不仅突出了人物在“心理”层面的真实性，同时也成为传统小说艺术的美学原则之一。
真正从理论上对人物内心活动进行论述的评论家是前述提到的福斯特。福斯特明确指出，“既然故事中的行动者通常是人，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不妨把人物叫作人。小说中虽然也不乏动物作为行动者的现象，但是塑造成功的并不多，因为我们对动物心理的了解实在有限……故事中的行动者是人，或者说假装是人。”无须赘述，福斯特不仅把人物放在了故事层的中心位置，而且强调了人物心理的重要意义。在《小说面面观》中，福斯特以“人”为标题，用两章的篇幅阐述小说家如何运用技巧使人物首先在外部行为方面具有真人特征（如生、死、饮食、睡眠）。
需要指出的是，福斯特对人物心理似真性的高度重视，主要是从读者立场进行考虑的。在他看来，如果小说艺术把人物外部行动作为叙述的主要对象，那么，就小说与读者的关系而言，这样的小说只能满足读者粗浅层次上的好奇心，而真正优秀的作品则必然通过描述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与矛盾揭示虚构人物与现实人物之间的类比关系，也只有这样的小说才能将读者的好奇心提升到审美层面的艺术欣赏。福斯特指出，人物是叙事作品中的首要因素，因为具有丰富内心活动的人物通常包含深刻的心理感受，如幸福或痛苦；小说艺术的魅力在于揭示人物内心活动的丰富性，而关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叙述则有利于读者从小说中获得道德知识。
福斯特对人物心理的重视同样体现在他提出的人物分类上。与“功能型”人物观不同，福斯特依照人物思想与行动是否一致、是否表里如一进行分类。在他看来，小说人物可以被分为两大类：“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所谓“扁平人物”是指那些代表“某种单一思想或特质”的人物，即无论故事情节进展到哪个阶段，出现什么样的情形，这些人物在思想和行动方面都不会出现大的改变。例如，前述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里的密考柏太太。无论密考柏先生如何穷困潦倒，她总是说：“我永远不会抛弃密考柏先生。”而在故事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她的确言行如一，始终未变。因此，福斯特认为，绝对意义的“扁平人物”在行为模式和心理活动方面的单纯特点有利于读者很快辨认，并且可以用一句话来概述人物特性。很明显，福斯特提出的“扁平人物”具有十分明显的类型化特点，通常代表了某种心理、行动特点，或者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类人。中外小说史上不乏这样的“扁平人物”。比如，《堂吉诃德》的主人公堂吉诃德，装扮成骑士三次出游，其间虽然经历了许多离奇冒险，但是每次出行都是因他疯狂的念头而起，也都以他的惨败而归。巴尔扎克的《欧也尼·葛朗台》中的主人公葛朗台，无论在语言或行动上都体现出十足的贪婪与吝啬，而且这样的特点自始至终未变，使得“葛朗台”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具有典型特征的吝啬鬼形象，“葛朗台”这个人名也成为吝啬至极的一个代名词。稍加思考，我们不难察觉，这些体现在“扁平人物”身上的单一特点实际上是被小说家高度抽象化、理想化后的漫画式人物。事实上，行动模式、心理特征单纯到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的人物形象既不可能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也很少真正纯粹到只有某个单一特征，或是完全如一。福斯特之所以提出这样一种分类，主要是从“价值”角度考虑。他明确指出，故事事件本身虽然吸引读者，但是，事件背后的意义和价值更不容忽视。通常而言，这些被福斯特称作“扁平”的小说人物在形象上具有固定的单一特征，或者被放大至漫画式，代表了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或价值取向。因此，我们可以说，堂吉诃德代表了某种极端主义，葛朗台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体现在普通人身上的吝啬。由于“扁平人物”在内心活动与外部行为方面具有高度的浓缩性，因此，在描写手法上难免显得类型化，甚至落入俗套。
与“扁平人物”形成对应的是“圆形人物”。相对于扁平人物的单一性而言，这样的人物具有明显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因此，“圆形人物”的心理活动比较复杂，也更类似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依照福斯特的看法，许多经典小说之所以让人回味无穷，就是因为小说家在这些作品里成功地塑造了不朽的“圆形人物”，如《追忆似水年华》中的老管家、《包法利夫人》中的包法利夫人、《名利场》中的夏普小姐、《汤姆·琼斯》里的帕森·亚当斯以及主人公汤姆。对于“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之间的关系，福斯特指出，“一部复杂的小说通常同时具有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但他认为“圆形人物”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这不仅仅因为“圆形人物”的复杂性可以在故事层面制造悬念和惊奇，更重要的是，复杂多变的“圆形人物”有利于增加故事的逼真性，同时，也有利于小说家展示人性与生活的复杂。
我们应该看到，福斯特关于人物形态的两分法属于理论上的简约处理。实际上，依照人物性格特征变化与否将人物分为“圆形”与“扁平”的分析模式不能涵盖小说中各种各样的人物。有的人物比其他人物更为扁平，而有的则相对较为圆形，但未必是典型的扁平或圆形人物。更多情况下，扁平人物的不变与简单只是相对于圆形人物的可变与复杂而言。所谓用一句话可以概括的“扁平人物”，并不是指扁平人物只有一种性格特点，而是指某种特征表现为具有主导地位。
（选自《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