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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岱年、卢梭、柏拉图与苏格拉底
1.张岱年
张岱年（1909-2004），哲学家。别名季同，曾用笔名宇同。河北献县人。早期欣赏英国分析派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不久受其兄张申府（崧年）的引导，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译本，开始了解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1933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任清华大学哲学系助教，在《大公报·世界思潮周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辩证法作了探讨。另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两篇，叙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体系和道德学说。1935—1936年，研究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和层次体系，著成《中国哲学大纲》，为中国近代第一本系统论述中国哲学范畴的专著。1943年起任私立中国大学哲学教育系讲师、副教授。1946年回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副教授，1951年任教授，次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后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哲学史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近年来又从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在《中国文化传统简论》一书中提出“中华精神”的论点，认为，中华民族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可以称为“中华精神”。其表现于《周易大传》中的两个命题上，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还从中西哲学相比较的观点出发，认为西方哲学家注重天人对立，认为把人和自然分开，肯定主体与客体的区别是人的自觉；而中国哲人则一向持天人合一的观念，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在思维方式上，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的特点在于注重“整体动平衡的观念”和“直觉体悟的方法”。治学严谨，尤重文德。主要著作还有《中国古典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中国哲学发微》《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求真集》《真与善的探索》《文化与哲学》《中国伦理思想研究》等，另有《张岱年文集》（从1989年起已陆续出版）。
（选自《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
2.卢梭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出身于日内瓦钟表匠家庭。只受过几年正规教育。少年时期就在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地流浪，做过学徒、仆役、乐谱抄写员等，对封建专制重压下的人民疾苦有深切了解。1747年定居巴黎，结识许多先进思想家，与狄德罗交往甚密，曾为其主编的《法国百科全书》撰写音乐方面的条目。1762年《爱弥儿》发表后屡遭迫害，流亡瑞士和英国。1766年回法国隐居农村，1770年获赦免重返巴黎。在哲学上倾向于自然神论。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但又认为上帝是万物的始因，物质不能自己运动，是上帝推动物质世界的运动。在认识论上，认为感觉是人们认识的来源，感觉是物质的东西作用于感官的结果。感觉涉及事物的单个属性，而在感觉基础上形成的比较、判断、推理等认识形式则涉及事物间的关系。比较、判断等往往出差错，感觉则不会出差错，故感觉高于理性，人们应当多凭感觉而少凭理智。认为人们凭借“内在之光”可以发现自己天赋的道德观念，并觉察到上帝的存在，故信仰高于理性。在社会政治思想上，把自然与文明对立起来。认为人类最初生活于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自然状态是人类的黄金时代。由于人类具有自我完善的能力，人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增长了才智，积累了技艺和经验，特别是农业和冶金技术的发明，促使生产的不断发展，从而为私有制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私有制的产生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端。文明每进一步，不平等也加深一步。社会就是在矛盾和对抗中发展的。社会不平等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形成富者与贫者在经济上的不平等；其次是政治上的不平等，富者为了维护其私有财产诱骗贫者共同制订契约，形成国家与法律，从而在政治上确立富者对贫者的统治；最后是政府权力的腐败，建立专制政治。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除君主之外，人人都没有任何权利，人人都是“奴隶”。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人人又都是平等的。认为这种腐败的制度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暴力的支持，故必须要用暴力推翻它。但他不主张消灭私有制，而期望建立一种“人人都有一些财富”的小私有制国家。强调国家必须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社会契约是人们自由协议的产物，缔结契约的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权利转让给全体，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由于每个人都向全体奉献自己，所以每个人并没有向任何个人奉献出自己。因此，人人都可以获得同样的权利。这样，人们虽然丧失了天赋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但获得了政治上平等和自由的权利。这种根据社会契约形成的“全体”就是国家，而缔结契约者就是公民。强调人民是主权者，国家代表人民的最高的共同意志，即“公共意志”。如果政府违反“公共意志”篡夺主权，人民便有权推翻它。反对英国洛克和法国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嘲笑他们在玩弄江湖式的幻术。在伦理观上，提出存在先于理性的两条原则，一是自爱的欲念，是人的第一天性，由此产生善和正义；二是怜悯心，由此产生宽大、仁慈和人道等美德。良心调节自爱心与怜悯心，而良心是由上帝铭刻在人心中，是一切时代一切民族所共有的道德原则。认为道德的堕落是由于物质生产的进步引起。当不平等发展到顶点，进入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理性支配欲望，人类道德将进入比自然更高的阶段。在美学上，从“返归自然”的观点出发，把科学、艺术与道德对立起来，认为人的感情和大自然紧密相连，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会使人失去自然天性，灵魂腐蚀，趣味低劣。谴责古代神话和雅典文艺是道德堕落的产物，坚持美与善的统一。认为艺术仅是一种供消遣的娱乐，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人的审美趣味虽是天赋的，却并非人人相等，其高雅或低俗程度取决于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在宗教观方面，认为信仰是人类意识的基础，宗教信仰是道德的基础，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存在。宗教使人们把道德放在良心上面。因此认为宗教能提高人格，升华德行，主张信仰主义，各派宗教相互宽容。主张在契约的国家中建立“公民宗教”，把对神的崇拜与对国家热爱结合起来，以便约束群众。卢梭的社会政治思想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年代曾产生极深远的影响。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两国的宪法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卢梭的民主主义思想。对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主要著作还有《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论政治经济学》（1755）、《新哀洛绮丝》（1761）、《社会契约论》（1762）、《忏悔录》（1782—1789）等。
（选自《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
3.柏拉图与苏格拉底
任何对于柏拉图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一无所知的人，在阅读他的著作时，都不免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苏格拉底是谁？”这乃是因为在柏拉图写的所有对话体作品中苏格拉底差不多一直都是中心人物的缘故。苏格拉底诚然是述而不作的。因此有人就以为，柏拉图实际上只能被视为苏格拉底言论的记录者，他本人是不能被列入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林的。然而，情况也许是这样的，即柏拉图在其早期的对话体作品中，着重阐述曾经给他以重大影响的苏格拉底及其学说；而在他晚期的作品中，柏拉图则已经是假他所尊崇爱戴的师主之口，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思想了。因为他是苏格拉底的忠实弟子。
公元前5世纪末叶，苏格拉底虽然年事已高，却是雅典青年人的思想领袖。当时，每个年轻公民除学习体育、音乐以及诗歌、文学之外，还寻求有实用意义的政治指导；这种指导涉及有助于能发表打动人心的公开演说的一切学科。而那些被称作“诡辩学派”的一批职业教师就周游天下，以便对个别人抑或一群学生进行巡回讲课。他们吸引了许多和常与苏格拉底交往的年轻人志趣相同的青年学子。然而苏格拉底并不是专业教师。他是个石匠和雕刻家，自称是一个不足以施教于他人的无知之士。但是他在雅典的大街小巷以及画廊和体育场中，却颇有名气，常常同一群群青年谈论和争辩某些词汇和用语的真义，这些词语都是著名演说家和修辞学教师们信口讲出来的。苏格拉底与那些思想混乱的人以及那些妄称智识渊博的浅薄之辈是水火不相容的。他惯于挑出诸如“公正”之类的常用字眼来使人们信服他们是无知的，接着他就提出一连串发人深省的问题，以便使他们首先发现自己的观点原系管窥之见，然后再帮助他们去深入探求更加准确的观念。他以此表明自己在教学艺术方面不愧为一位大师，并将他的这种方法取名为后来经常被人效法的“苏格拉底教学法”。由于这些谈话大都是公开进行的，同他辩论的人往往被驳得目瞪口呆，以致矛盾百出，不能自圆其说，旁观者自然觉得十分好玩，而那些出了洋相的人则不免感到非常恼火。
但是，苏格拉底如此话问别人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亦非想以自己的辩才去取悦于公众。他满怀着强烈的道义感，立意要使他的同胞和他的城邦“臻于至善之境”。他断定正确的行为来自正确的思想，因为懂得什么是善的人是决不会去从恶的。所以他集中精力去探究真理，坚信正直的生活将结出知识之果。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苏格拉底生平事迹的某些记载向我们表明，他是言行一致的。在履行他自己认为是一个雅典公民的最高职责方面，苏格拉底不管是在军队中服役还是在平时担任日常公职，皆可谓鞠躬尽瘁，忠心耿耿；尽管当他认为多数人不对时，他会毫不迟疑地单独挺身反对之。
他终于为自己的信念而殉身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雅典民主政府曾被推翻；贵族派取而代之，他们在许多方面实行了恐怖统治。克利提亚和阿西比德是贵族派的两大领袖。他们曾与苏格拉底过从甚密，这是人所周知的。后来，民主派东山再起，重新掌权，苏格拉底于是成了众矢之的。公众舆论要求追究不久前发生贵族寡头政变的原因，并且认为招来麻烦、使社会动荡不安的就是这个短小结实的、长着一个狮子鼻、整天研究真理问题的小老头。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以蛊惑青年、不敬雅典神的罪名当众受审，并被判处死刑。这样，杀死一位身体力行自己的学说的哲学家和一位真理倡导者的重大罪责就落到了雅典平民民主派的头上。
柏拉图年轻时经常与之交往的就是这样一位先哲。他在二十八岁那年目睹了对这位先哲的公审，而这位先哲之死也就使柏拉图对民主政体和公民大会永远感到绝望。他立即离开雅典，周游四方，在异域度过了大约十二年。然后回到故城定居下来，意在继续以苏格拉底使用过的方法来讲学，不过讲授内容已不限于只是侧重实践的美德问题，而是扩及更高一级的数学和哲学了。作为柏拉图的起居和讲学的那所房子坐落在“阿卡德美林”中。Academy是雅典的大园林之一，许多青年人在此进行体育锻炼。柏拉图学社实际上是大学教育的开端，其所在地的名称也就一直保存在我们今天所熟悉的academic（高等院校的，学术的）这个字中。这个学社最著名的学生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死后，他自己也建立了一个与之对立的新学派；他尊重柏拉图，为他修建了一所圣祠以作为纪念。
柏拉图在“阿卡德美林”执教直到于公元前347年逝世时为止。就现在所掌握的文献资料而言，我们仅仅知道他在晚年试图进行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想把他的由一个哲学家充当国王的“理想国”变为现实。在当时条件下，这当然是无法实现的。当时，西西里岛的叙拉古由一个年轻国王统治着。此人意志薄弱，易受影响，名叫丢尼苏斯。他的宰相狄翁是柏拉图的好友和推崇者，认为叙拉古可能变为这种理想的一个实例。柏拉图经他劝说，便离开学社迁居叙拉古。柏拉图认为，要造就一个十全十美的国王，必须对他进行一整套的系统训练（教学大纲已写入《理想国》第六卷和第八卷）。可是丢尼苏斯感到这套教育内容太多，没有耐心学下去。这项实验很快也就结束了，于是柏拉图又返回雅典。
关于柏拉图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问题，仅仅用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他对后世的政治观念、教育思想以及基督教哲学都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欲理解并掌握柏拉图学说的真谛，最好不要去读别人写的有关的第二手材料，而应当反复研读他的对话体作品，直到完全领悟其中的含义为止。我们认为，不管柏拉图的理想看起来是多么离奇，也不管他的理想是多么难以实现，然而，他对真、美、实的见解却使他能够永远跻身于那些高举火炬照亮人类前进道路的先知者的行列之中。
（节选自《苏格拉底之死》，《史学月刊》1980年第3期，张树栋译，沈宗美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