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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
吴小如
作为唐代杰出散文作家的柳宗元，最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品是寓言和山水记。他写的寓言，不拘一格，时创新意。《三戒》《顿鳜传》固然是童话式的典型寓言，而《种树郭橐驼传》则为人物传记，至于《捕蛇者说》更近于报告文学。其实后二篇也都属于寓言范畴，只是写法各不相同，文体也多变化。这里不妨把《捕蛇者说》用来同《种树郭橐驼传》作一比较。有了比较、鉴别才更有助于加深理解。从继承传统的角度看，《捕蛇者说》直接受《礼记·檀弓》孔子论“苛政猛于虎”的影响，其文章命题基本上属于儒家民本思想。但作者对唐代社会中人民受官吏侵扰以及民不聊生、因而被迫死亡迁徙的现实，揭露得要比《檀弓》的寥寥数语更为细致深入。而《种树郭橐驼传》，则显然是以老庄学派的无为而治、顺乎自然的思想为文章的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比《捕蛇者说》还要写得深刻一些。《捕蛇者说》写“悍吏”下乡，纯是扰民，而“悍吏”的后台是官府，是唐王朝的皇帝。他们的剥削武器则是向百姓征收苛酷的赋税。因此，“悍吏”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在文章中暴露得很尖锐。而《种树郭橐驼传》却不是这样写的。作者通过郭橐驼讲种树要“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道理，说明封建统治阶级有时打着爱民、忧民或恤民的幌子，却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照样使民不聊生。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的老庄哲学观点的具体反映。盖暴政害民，人皆易知，却想不到以仁义治民，实行所谓“惠政”，也照样会起扰民的作用，使人民同样受到灾难。因为唐代从安史之乱之后，广大人民确已在水深火热之中，苦难十分深重。只有休养生息，才能恢复元气。如果封建统治者仍靠行政命令指手画脚，搞得老百姓疲于奔命，或者以行“惠政”为借口，让劳动人民既要送往迎来，应酬官吏，又不得不劳神伤财以应付统治者摊派的任务，这只能使人民增加财物负担和精神痛苦。如果我们了解中唐时期的社会现实，知道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针对性，则能体会到这篇《种树郭橐驼传》所揭露的情况与《捕蛇者说》同样是有进步意义的。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弄清的。
《种树郭橐驼传》全文可分五个自然段。第一部分是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是写传记文章的应有之笔。第一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这里面应注意三点。一、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二、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自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我们通常说的“与世无争”，即指这种精神状态。不过这种倾向如发展到逆来顺受，就未免有害了。老庄学派思想中的消极作用也正在这里。三、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了一个形貌丑陋而心地善良的敲钟人，这个艺术形象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近年电视剧《女奴》中的花匠也属于这一类型。其实，这种把外表丑而心灵美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描写，在我国，可以说从《庄子》就开始了。柳宗元所塑造的郭橐驼形象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不过柳宗元是把“丑”和“真”（他思想上认识到颠扑不破的真理）统一起来，雨果是把“丑”和“善”统一起来，略有不同而已。
后一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对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树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一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的两层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上下两层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但顺乎树木的自然并非不讲技术，不懂业务，而要掌握技术和熟悉业务，都必须从“顺木之性”开始。所以“其本欲舒”以下四句是很重要的，对此一定不能掉以轻心。也就是说，无为而治还要以“其莳也若子”作为前提，即在种植时对树木要倍加爱护，像疼爱孩子那样精心培育才行。这同“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和“其置也若弃”才是辩证的统一。而“他植者”却由于业务上不过硬，不够内行，同时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成了“揠苗助长”。这里要结合动机效果统一论来看，才看得出是否解决问题。单有好动机，而缺乏对树木天性的认识，其结果必然是“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作者在这里用押韵的语句，是为了重点突出，这也是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出来的。可见“无为”须先“有为”，“顺乎自然”必先认识自然。从而我们又可以看出，柳宗元本人的观点同老庄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消极地“顺乎自然”，而是主张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积极地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下一层。
如果说第三段属于寓言性质的比喻，那么第四段就是正面揭出本旨了。妙在第三段中作为郭橐驼对立面的“他植者”的种种缺陷，在现实社会里恰恰是作为正面人物出现的“官吏”，他们比残酷的剥削者和暴虐的压迫者看似略胜一筹，而其扰民害民的程度却并不下于贪官暴吏，使人民“病且怠”的结果却与那些扰民害民者的所行所为并无二致。这就值得在位的封建统治者深思了。所以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今天我们称之为懂业务的内行。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附记：唐人写文章因避李世民（唐太宗）和李治（唐高宗）的讳，“治”字多作“理”，“民”字多作“人”。此文亦不例外。读者鉴之。
（选自《古文精读举隅》，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