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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和《石钟山记》
曾枣庄
《石钟山记》是一篇游记，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游记。一般的游记，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都以景物描写为主，寄情于景，借景抒情，以情景交融的传统手法来表达思想感情。苏轼的许多记游文字，如《超然台记》《放鹤亭记》《凌虚台记》，都以描写、记叙、议论的错综并用为特点。《石钟山记》则是一篇带有考辨性质的游记，除描写所见景物外，还采取了记叙和议论相结合的手法，反驳李渤的观点，进一步补充事实证实郦道元的观点。因此，《石钟山记》除具有游记的特点外，还具有某些论说文，特别是驳论文的特点。分析《石钟山记》，应把握住它在文体上的这一特点。
《石钟山记》以石钟山山名的由来为线索，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写石钟山山名由来的两种说法以及人们对这两种说法的怀疑和反驳。这是作者趁便亲访石钟山，探究山名由来的原因。这段可分为三层：
开头一句为第一层，引《水经》交代石钟山的处所。这句开门见山，紧扣题目，点出石钟山，为下面置疑作好了准备。
第二层客观记述郦道元对石钟山山名由来的看法，以及人们对此说的怀疑和反驳。郦道元认为，石钟山得名于“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这就是说，石钟山是以声得名，即水石相击的声音像“洪钟”的声音。接着，苏轼客观记述了人们对“是说”的怀疑和反驳：“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这里以“钟磬”同岩石作比较，以“大风浪”同“微风鼓浪”作比较，表明郦说不能完全服人。从后文知道，苏轼是同意郦说的，但在这里没有表示态度，因为郦道元讲得不具体，不充分，未指出是水与石穴相击成声，因此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这既表现了苏轼在没有“耳闻目见”前慎于表态的求实精神，又为末段“叹郦元之简”作了伏笔。
第三层写李渤对石钟山山名由来的看法及作者对“是说”的怀疑和反驳。李渤，字潜之，唐代洛阳人，历仕宪宗、穆宗、敬宗三朝。他在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刺史时，写了一篇《辨石钟山记》的文章。其中说：“余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访其遗踪”，“扣而聆之”，表明李渤也作过实地考察，并进行了实验。（二）李渤与郦道元一样，也认为石钟山是“以声言之”。他们的区别在于：郦认为是“水石相搏”的声音，李认为是以桴扣石的声音。“自以为得之矣”，是苏轼对李渤的嘲笑和讽刺，笑他浅薄和自以为是。所以作者接着说：“然是说也，余尤疑之。”“余尤疑之”与前面的“人常疑之”八字，是本段重点，应讲清二者的区别：一是“人”和“余”的区别。“人常疑之”的“人”是否包括作者？没有明说，这是一种客观记叙，作者没有轻率地判断郦说的是非。“余尤疑之”的“余”字，就明确表示了作者对李说的态度。二是“常”和“尤”的区别。常，经常；尤，格外、更加；“尤”比“常”的语气重，这就强调了作者对李说的怀疑。接着作者反驳道：“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这是一种反驳论证的手法，即石钟山之石“铿然有声”与石钟山“以钟名”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李渤的论点和论据之间没有内在联系，用现在的逻辑术语说，叫作犯了“推不出来”的错误。因为到处的石头都能敲响，为什么别处不叫石钟山，唯独这里叫石钟山呢？苏轼这里用的反诘句式，也加强了反驳的力量。
对郦说，“人常疑之”；对李说，“余尤疑之”——这就成了作者要亲自考究石钟山山名由来的原因。
第二段写作者亲访石钟山，探究山名由来，用自己的所见所闻，证实并补充了郦道元的观点，进一步推翻了李渤的观点。这段分四层：
第一层（“元丰七年……得观所谓石钟者”）写亲访石钟山的时间、同伴和机会。时间是元丰七年六月丁丑，同游者为“长子（苏）迈”。机会是由两种情况造成的：一是作者“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苏轼自元丰三年以“谤讪朝廷”的罪名被贬为黄州（即齐安）团练副使，至元丰七年才移为汝州（即临汝）团练副使。这次由齐安到临汝，就是因为调职。二是“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为了送他到湖口，这才得到了亲访石钟山的机会。
第二层（“寺僧……笑而不信也”）写访问寺僧。寺僧的做法同李渤一样，“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砼砼焉”。从内容上看，这表现了李渤的观点影响很大，寺僧就是他的信徒之一。从写作上看，这是对前段“扣而聆之”的照应。苏轼对此的态度如何呢？“余固笑而不信也”。笑是讥笑，笑其同李渤一样的浅陋，表现了作者对此说的蔑视。“不信”的理由与前段相同（“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故略而不写。这层表现了作者虚心好问，但并不轻信，具有一定的求实精神。寺僧的回答，既不能使人满意，作者就只好亲临其境加以考察。
第三层（“至其夜月明……如乐作焉”）是本段重点，写夜游石钟山的所见所闻在这里，作者进一步具体交代了亲访石钟山的时间、同伴、方式和地点。时间，前面只交代了年、月、日，这里更具体地交代是明朗的月夜；同伴是作者长子苏迈；方式，是“乘小舟”去的。“独”“小舟”，强调人少，为“恐”伏笔。地点是“绝壁下”。
在“绝壁下”见到和听到些什么呢？所见的是“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山上耸立的岩石，有如凶猛的野兽、离奇的鬼怪，阴森森地要抓人的样子。“水石相搏”的“搏”，作搏击讲；“森然欲搏人”的“搏”，作攫取讲。“欲搏人”这一形象的拟人手法简直把大石的阴森可怕写活了。所闻的是上有“云霄间”凶猛的鹘鸟的“磔磔”惊叫，下有“山谷中”鹳鹤像老人边咳边笑的怪叫。这段环境描写，表面看与山名由来无关，实际上这里极力渲染所见所闻的阴森可怕、寒气袭人，正为末段“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伏笔。同时，如果这里一开头就写“水石相搏，声如洪钟”，也嫌用笔太直，不能做到波澜起伏，曲尽其妙。
“余方心动欲还”承上，为环境的阴森可怕作结，并加以强调。接着具体描写了两处“水石相搏，声如洪钟”的情况。一是“大声发于水上，噌吆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这是写的所闻。“噌吆”，拟声词，形容水声。“如钟鼓不绝"，照应首段的“声如洪钟”。“舟人大恐”，较苏轼的“心动欲还”语气更重，说明这里的水声较前面鸟的惊叫怪鸣，更令人恐怖。“舟人”，有人解为驾船的人，我认为应解为船上的人，包括船工、苏迈和作者。因为苏轼听见鸟的惊叫怪鸣，已经“心动”，这里更不可能只是船工“大恐”，苏轼不“大恐”。虽“大恐”，仍要“徐而察之”，正表现了苏轼求知心切。“徐察”的结果如何呢？发现“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这是写的所见。“微波入焉”照应首段的“微风鼓浪”；“涵澹澎湃而为此也”照应“水石相击，声如洪钟”。前后相应，丝丝入扣，处处印证郦说。第二处“水石相搏”成声，是中流大石的窍穴“与风水相吞吐”而发出的。“舟回至两山间”，有人解释为船回行到两山之间。不对，应解为船转弯至两山之间。若解为船回行到两山之间，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去时没有发现“大石当中流”呢？同时，“回”字在古汉语中一般作转弯讲，现代汉语“回来”的意思，古代用“返”不用“回”。通过两处“水石相搏”成声的描写，苏轼就用耳闻目见的事实，证实了郦道元的观点，推翻了李渤的观点。只是郦道元讲得不够具体，仅一般地讲“水石相搏”，没有更具体地讲是水与“石穴罅”“石窍”相搏，因此引起“人常疑之”。这就为末段“叹郦元之简”再次作好了铺垫。
第四层写苏轼向苏迈谈自己实地探究山名由来所得到的结论。“因笑谓迈曰”，这个“笑”不同于前面“笑而不信”的“笑”，前者是讥笑，这里是轻松愉快的笑，反映了探得山名由来后的兴奋。“汝识之乎？”你记得吗？“识”读如志，作记得讲。以周景王的无射钟和魏庄子的歌钟来形容两处“水石相搏”的声音，讲得很诙谐，很风趣，充分表现了作者探得山名由来后的轻松愉快的心情。
第三段分析了世人不能准确知道石钟山山名由来的四种原因，说明了作者的写作意图。这段可分三层：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为第一层。这是一个反问句，反问句是以问句的形式表达非常肯定的意思，语气比陈述句“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是不行的”还要强烈。这句是全篇的主旨，是他亲访石钟山后得到的最重要的结论。苏轼这种反对主观臆断，强调“耳闻目见”的求实精神，在当时是很可贵的。
第二层分析了世人不能准确知道山名由来的四种原因：
一是“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这就是说，经过自己的实地探求，证明郦道元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可惜“言之不详”，引起“人常疑之”，正确的观点得不到认可。
二是“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这句话很深刻。“中国有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实践论》）不实地考察，就不可能有真知。苏轼也是士大夫中的一员，他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并嘲笑那些不肯这样做的士大夫，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三是“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这里对“渔工水师”的评价也是合乎实际的。当地的“渔工水师”，整天同石钟山打交道，目见“石穴”之形，耳闻“噌吆”之声，自然知道山名的由来。“渔工水师”自然没有文化，因此，他们“虽知而不能言”。“不能言”是说不能为文，并非不能说话。士大夫能为文而“莫能知”，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为文，“此世所以不传也”。这就是石钟山为何叫石钟山不为大家所知的原因。
四是“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陋者，指李渤和寺僧之类的人。这里，苏轼再次嘲笑了他们的浅陋和自以为是，并照应首段李渤的“扣而聆之”和第二段寺僧的“择其一二而扣之”。
郦道元的“言之不详”，是“人常疑之”的原因；士大夫的“莫能知”和渔工水师的“虽知而不能言”，是世所以不传的原因；陋者的“斧斤考击”和自以为是，是以讹传讹的原因。
最后一层作者在分析世人不能准确知道山名由来的基础上，点明自己写这篇游记的目的：“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叹郦元之简”，是肯定郦道元的观点而叹惜其太简略。“笑李渤之陋”，是否定李渤的观点，并讥笑其浅陋。这就表明，他写这篇游记是为了传播自己的见解，证实郦道元的观点，纠正李渤的谬说。
（选自《四川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