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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和仁义
张岱年
仁是孔子所宣扬的最高道德原则。《吕氏春秋·不二》云:“孔子贵仁。”这是符合事实的。但在春秋时代,孔子以前,仁已经是一个公认的道德原则了。《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晋大夫臼季云:“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又定公四年记载,楚郧辛曰:“《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唯仁者能之。”又昭公十二年记孔子对于楚灵王的评论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孔子以“克己复礼”为仁,乃是引述“古志”之言。
《大学》引晋文公的亲属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以仁亲二字并提,仁亲即亲密团结之意。《国语·晋语》记载:“优施教骊姬夜半而泣,谓公(晋献公)曰:‘……吾闻之外人之言曰:为仁与为国不同,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爱亲即爱敬父母,利国即为国谋利。这表明当时人已区别了“仁”的两层含义。
孔子与当时一般人不同之处在于将“仁”确立为道德的最高原则。据《论语》所记,孔子对于弟子问仁的答复,因人而异。这是孔子因材施教的表现。过去多数学者认为,孔子并没有给出“仁”的完整界说。我不同意此种观点,我认为孔子确实曾经给出关于“仁”的明确界说。《论语》记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这里,孔子区别了“圣”与“仁”的不同层次。子贡误以“圣”为“仁”,混淆了“圣”与“仁”的不同层次。孔子区别“圣”与“仁”,因而必须讲明“仁”的完整含义,必须如此才能揭示圣与仁的不同意指。而且这里“夫仁者”三字也正是确立界说的格式。所以我认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乃是孔子所讲关于仁的界说。
应先诠释所谓“立”“达”的含义。据《论语》记载,孔子多次谈到立。他自称“三十而立”(《为政》,何晏《集解》:“有所成也。”)又说:“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立是有所成就,可以自立。孔子又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这里将“可与立”列于“可与共学”“可与适道”之后,足证“立”属于较高的层次。孔子又说:“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卫灵公》,邢昺《疏》:“不称举与立于朝廷也。”)总之,所谓立指有所成就而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
《论语》载:“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颜渊》)这里区别了“闻”与“达”。闻是有一定的名誉而无真实的德行。“达”是具有真实的德行而为人们所承认。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包含关于人己关系的一种重要观点,即确认自己是人亦确认别人也是人;肯定自己有立、达的愿望,也承认别人有立、达的愿望。应该承认,这是道德的一项最根本的原则,可以称为古代的人道主义观点。这是孔子所谓仁的中心含义。
《论语》关于孔子论仁的记载,比较重要的还有:“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又:“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同上)又:“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同上)按照《左传》的记载,“克己复礼”一语本于“古志”,“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亦与晋文公时臼季所谓“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意义相同。这些都不是孔子的创辟之言。唯“爱人”是孔子的创见。“爱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简明概括。
对于所谓“克己复礼”应有正确的理解。《集解》引孔曰:“复,反也,身能反礼,则为仁矣。”刘宝楠《正义》:“反犹归也,吾将有所视听言动,而先反乎礼,谓之复礼,非谓己先有私,己先无礼,至此乃复也。”复礼即遵循礼的约束之意。这是一项道德修养的方法,并非“政治纲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亦称为恕。《论语》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据孔子与仲弓的问答,“仁”包括“恕”的意义。也可以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从消极方面的陈述。
孔子“贵仁”,同时也宣扬“义”。据《论语》所记,孔子尝说:“君子义以为上。”(《阳货》)“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见得思义。”(《季氏》)孔子所谓“义”即道德原则之义。仁是最高的道德原则,义则泛指道德的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讲仁,又讲义,但据《论语》所载,孔子未尝以仁义相连并举。《左传》记载春秋时各国卿大夫的言论,既谈到仁,也谈到义。如僖公二十七年,记赵衰曰:《诗》《书》,义之府也。”文公十八年,记季文子之言云:“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恭),子孝。”宣公十五年,记解扬云:“君能制命为义。”哀公五年,记王生曰:“私仇不及公,好不废过,恶不去善,义之经也。”《左传》亦无以仁义相连并举之例。20世纪20年代,梁任公曾谓仁义对举始于孟子(《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事实上,《墨子》书记述墨子的言论,已将仁义相连并举了。如《尚同下》云:“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尚同之说而不可不察。’”又《非攻下》云:“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今欲为仁义,求为上士,尚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非攻之为说而将不可不察者此也。’”是墨子已以仁义并举。考察《墨子》书这类文句的语气,似乎所谓“仁义”是当时人们常用的词语,并非墨家所独创。我推测,以仁义并举,可能始于孔门再传弟子,在战国初期即已流行起来了。《孟子》引述告子“仁内义外”之说,亦以仁义并举。《墨子·公孟》记“子墨子曰:‘……今告子言谈甚辩,言仁义而不吾毁。’”可证告子的年辈在墨子与孟子之间。(赵岐《孟子注》谓告子“尝学于孟子”,实误。)告子以仁义并举,亦先于孟子。
仁义相连并举,始于何人,由于书缺有间,已难考定。《周易·说卦传》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叫确以仁与义对举,但《说卦传》此章的年代又难考定。《中庸》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史记》云:“子思作《中庸》。”如《中庸》此章系子思原作,可能是以仁义并举的开始。总之,在子思以后不久,“仁义”一词就流行起来了。
“仁者人也”“义者宜也”二句亦影响深远。郑玄注云:“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孔颖达疏:“‘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者,仁谓仁爱相亲偶也,言行仁之法在于亲偶,欲亲偶疏人,先亲己亲,然后比亲及疏,故云亲亲为大。”“相人偶”即把别人看作与自己同类的人。“义者宜也”,宜即当然之意。
孟子多次以仁义并举,如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离娄上》)“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告子上》)“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尽心下》)孟子道德学说的核心是仁义。
孟子论仁,强调仁的内心基础,他认为仁是人的“不忍人之心”的发展。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不忍人之心即同情心,孟子认为这是仁的内在的根据。孟子又讲论仁与亲亲的关系,他说:“仁之实,事亲是也。”(同书《离娄上》)又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同书《尽心上》)又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同上)这里一方面肯定亲亲是仁,一方面又区别了仁与亲与爱的层次。所谓仁有广义、狭义。亲亲、爱物都可谓仁,这是广义。从狭义来讲,仁与亲亲有别。总之,孟子认为,亲亲是仁的出发点,但必须“达之天下”,普遍推行于广大的人民,才可称为仁。
(节选自《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张岱年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