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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教科书 语文 必修上册 教师教学用书 第六单元·资料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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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党八股》的语言观
杨信川
作为当代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论著的涉及面涵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广大的领域。作为杰出的现代中国语言大师，毛泽东著作本身又是运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典范，是现代汉语规范化的重要语料基础。毛泽东不仅在其著作中用实际行动表现了他的语言哲学，也发表了一些直接阐述其语言学思想的论著，《反对党八股》就是最能体现毛泽东语言学观点的代表作。虽然这篇写于1942年的文章并没有使用现代语言学的专门术语和定义，但其具体内容却都是直接讨论语言问题的，并且，不论就基本观点还是思辨方式而言，《反对党八股》都可以说是在我国较早深入讨论语言哲学，尤其是语用学问题的一部重要著作。其中体现的语言观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针对性。
1.言语行为的社会责任观
语言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社会行为。如何使用语言不仅是个人习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责任问题。错误的、不良的言语行为会对他人造成危害甚至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毛泽东强调言语行为者要有社会责任感，要对不良言语活动（“党八股”）加以批判："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语言是一套社会规约，运用语言的过程就是按照社会契约进行有效交际的过程。因此，言语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就是要使自己的言语产品具有真实性。言语是一种“使人为”的活动，如果说话者“不负责任，到处害人”，那就使言语成为灾难了。尤其是写文章和做演说这类宣传活动，接受面很广，是“专门影响人的”，而当时一些同志反而持不负责任的态度，常常以八股敷衍了事。为此，毛泽东以批判党八股为突破口，要求在党内树立正确的语言观，首先是明确语言的社会责任观，这是针对着那时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语言现象而发的。处在抗战时期，党的宣传工作要为鼓动人民的抗战热情服务，语言的形式也必须为正确的内容服务，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考虑到当时很多人文化程度不高，中国传统上对文字出版物的崇拜又很严重，文风问题就更值得强调了
当然，语言的社会责任观还不仅仅是文风问题。《反对党八股》首先反对的还是内容上的不负责任。马马虎虎地发表文章，“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就是一种对听众、读者不负责任的表现。为此，毛泽东引用了鲁迅谈论写作的几条标准作为参考，希望说话、写文章的人从中得到启发，增强言语行为的社会责任感：（1）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2）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3）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4）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2.言语行为的质量观
言语活动应该是有所指而言，这是语言的本质所决定的。用一般的话说，就是语言应该内容充实，禁绝空话。在列举党八股的罪状时，毛泽东所列第一条就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这种低质量的言语产品是应该彻底抛弃的。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一个相互传递信息的符号系统，这个系统的有效与否取决于它所传递信息的质与量。“我们有些同志喜欢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这种恶劣言语习惯的实质，就是违背语用学原则中的“相关准则”，即言语必须与交际目的相关，必须能传递有效的信息。所有与交际目的无关的话，都属于不负载信息的冗余性言语活动，都应该排除，至少应该极力减少。“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精粹些”，尽可能地提高有效信息的比重，从而提高言语交际的效率，这是毛泽东语言观的重要思想，也是他本人在言语活动中一直坚持的原则。毛泽东的文章都很精练，口头讲话也很简要，可以说在坚持语用学的“相关原则”上，他是言行一致的。当然，“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他强调言语产品以信息含量为鉴别标准，信息含量高的（“有内容”的）就是好的言语产品；反之，即使短文章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这也应该成为语言学的一条原则，因为一切空话都是无端地浪费别人的时间与精力，如同低质量的工业产品一样，都具有谋财害命的性质。
讲究言语质量，还要注意提高言语交际的有效性。表达要清楚，说话要有条理，要避免含糊其词和可能的歧义，更要反对“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不正当言语行为。这也就是语用原则中的“质真准则”，即提供的信息要真实，不说缺乏证据的话，更不说自己认为不真实的话。党八股的罪状之一就是常常用一些连自己也不甚了了的大话、假话、莫名其妙的话来吓人。“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老老实实的态度，在语言上也就是“质真”的态度，就是尊重语言的社会约定性，服从全社会的语言习惯准则。这是正常交际的基本条件，违背了这一条，不但交际行为的过程会被阻断，自己也终会像那个说“狼来了”的孩子一样受到惩罚。“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写文章、说话都应该坚持质真原则，不说假话，不说模棱两可的话。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对方的承认和社会的认同，才能实现信息交流的目的。
这个思想对于今天的学术界仍然有其现实意义。有的文章，华而不实，充满了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其实作者自己也未必懂）的新名词。究其原因，有的是因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没有多少实在的内容，只好以大话、空话装门面；有的则想以装腔作势、标新立异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就更加可鄙了。真正有内容的文章，都可以写得朴实明白的。这一点上，我国老一辈的语言学家堪称楷模，吕叔湘、朱德熙、王力等人的文著都用大白话写成，很少用专门的术语和公式、符号，既精练，又明白，值得推崇。
3.语言运用的策略观
言语行为要考虑对象，注意方式，反对“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这就是“方式适当准则”的语用学思想。作为全社会的交际工具，任何语言都可能因社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分化而形成多种变体。每种语言中都可能有不同的社会变体、风格变体乃至个人变体，这些变体往往只适应于某些特定的人或特定的场合。如果在不适宜的场合对不适宜的人使用某种变体，交际就会受阻。因此，要想实现交际的目的，就必须注意言语的方式，“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方式恰当，言语才能达到传递信息的目的，产生应有的效果。为此，就需要对交际对象及其言语条件有所了解，应该知道自己说话（写文章）的对象属于语言社会的哪一阶层，对他们适宜使用哪一类变体，等等。“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因为这种无的放矢的言语活动是没有效率的。
4.语言内容与形式的开放观
“语言无味，像个瘪三”这是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宣传品中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当时搞宣传的人往往是一些脱离工农大众和现实生活的书生，他们的语言往往是书面的、西化的，“学生腔”，显得枯燥、干瘪。毛泽东批评这种现象，反对僵化的、呆板的语言模式，主张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丰富语言，因为任何语言要想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交际需求，都必须保持开放的、不断丰富发展的姿态。社会成员既是语言的应用者，又是语言的创造者和发展者。没有发展，语言就没有生命力；不善于吸收和创造的个人，就不能充分利用语言的灵活性与多变性来实现自己的交际意图。并且，为了做到方式适当，也必须学习群众的语言，丰富自己的言语行为方式，使自己在语言上同交际对象协调，而这正是实现交际目的的必要条件之一。“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因为在语言上同群众不协调，就不可能顺利地实现宣传群众、教育群众、鼓舞群众的目的。毛泽东多次强调党员和干部要学习语言，就是从这个角度立意的。他批评了“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的现象，强调了语言学习和运用的重要性：“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
对如何学习语言，毛泽东也作了极富理论意义的具体阐述：（1）“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当然也是语言的创造者。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大众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自然也重视人民大众创造活生生的语言的作用。事实上，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也都是最善于从人民大众语言中获得不尽创作源泉的语言巨匠。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是这样，毛泽东本人也是这方面的典范。就语言理论而言，语言作为一套社会规约，其生命力在于社会成员不断的言语活动之中，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和准则，又是言语的产物。语言的生命在于运用，而运用语言的主体正是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群众，因此，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符合语言科学的规约论。毛泽东的语言观，正是这两种科学观点的完整结合。“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新民主主义论》）（2）“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这体现了毛泽东不仅主张语言对内开放，也主张“对外开放”。现代社会由于技术条件的改进，民族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社会的接触必然导致语言的接触，向别的语言学习有用的东西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语言，也就成了必然的趋势。一个有活力的语言必定是开放的，它不害怕“给予”，也敢于“拿来”。汉语在历史上曾经慷慨地给予过邻近民族的语言以巨大贡献，也曾坦然地拿来过不少异域的东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我们原有的语言在材料和方法上都显出不足以包容西学中先进东西的缺陷。为此，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大胆地从西方语言中学习、借鉴，将其中适合于汉语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形成了汉语历史上借用外来词最多、构造新词最多、吸收创造新句式也最多的大引进、大创造、大发展时期。毛泽东本人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也是新的语言风格的实践者和创造者，他的语言就是一个开放的、兼收并蓄古今中外精华的宝库。（3）“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汉语有五六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语言资料和手段。充分利用这份宝贵的遗产是使我们的语言更加丰富、完备的重要途径。毛泽东也是善于利用古代语言优秀成分的大师，他的文章常常能恰到好处地引用成语典故，或模仿文言句式以适应特殊的表达需要。对于那些“言必称希腊”、对传统文化持民族虚无主义态度的人，他是一向持批评态度的。
与内容上的开放相一致，语言的形式也应该是开放的、灵活多样的，因此要反对形式主义的语言风格。语言上的形式主义，说到底是个缺乏创造性、懒于动脑筋的问题。写文章“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这种公式化的语言至今也并未绝迹，甚至还有蔓延之势。
某些特别用途的言语活动也许需要一定的格式，但总体而论，语言在形式上的开放程度也是无限的。不仅不同的时代总能产生出适应自己需要的言语形式，即使同一时代的不同个人，也总能在无穷尽的语言形式宝库中找到适合自己要求的东西，从而创造出新的言语形式。从先秦的散文到汉赋、唐诗、宋词，汉语何尝有过形式枯竭、不敷应用的状况？现代中国的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大手笔，又何尝在形式上有过雷同？这些事实说明，像汉语这种历史悠久、丰富发达的语言，其形式的开放性是无穷的。只要我们善于学习、善于创造，就不愁找不到适合表达需要的语言形式，就不应该依赖那些僵化呆板、交际效果不好的“中药铺”。
（选自《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