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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东南飞（并序）》课文解说
选择性必修下册第一单元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典叙事诗的代表作品。全诗结构宏大，情节曲折，语言生动细腻而平实流畅，在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全诗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是全诗的序曲。“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起兴，虽然与诗的内容没有直接联系，但却为全诗确立了哀婉缠绵的基调。汉代诗歌常用鸿鹄徘徊比喻夫妻离别，如汉乐府《艳歌何尝行》(又名《飞鹄行》):“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将五五，罗列行不齐。忽然卒疲病，不能飞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古艳歌》中也说：“孔雀东飞，苦寒无衣。为君作妻，中心恻悲。夜夜织作，不得下机。三日载匹，尚言吾迟。”
第二部分(第2—6段),写兰芝自请遣归，仲卿向母求情，终不获允。第2段，完全是刘兰芝向焦仲卿的告白。她历数自己的身世经历，从十三到十六，学会了“织素”“裁衣”,能“弹箜篌”,能“诵诗书”,表现出心灵手巧、热爱劳动、知书达礼、多才多艺的一面。“十七为君妇”,是她人生的转折点，却以“心中常苦悲”概而论之。这“苦悲”中，固然有对夫君的相思之苦，也包括夜以继日织布的劳作之苦，但更主要的是“大人”的刁难之苦。她对婆婆的“驱使”已不堪忍受，所以自请遣归。接下来，是仲卿向母求情，表示自己仕途暗淡，誓与兰芝同生共死，恩爱不渝。想不到，他卑怯的自陈，温和的质疑，却遭到其母严厉的训斥。在她眼里，这个儿媳不听话，不任她摆布。所以决定“遣去”,再为其子另娶。而仲卿哀伤的跪白，表示“终老不复娶”,又引来其母的暴怒。诗歌叙事至此，揭开矛盾冲突，刘兰芝被遣已成定局。
第三部分(第7—12段),写兰芝辞别焦家。先写告别夫君：面对他的哽咽、解释、谋划和宽慰，兰芝以“勿复重纷纭”一语否定，表明她对事态有着清醒的认识，已不抱什么幻想。她又义正词严地批驳了婆婆对自己“自专”的指责，说明自己的劳作、孝心之不被理解。她把自己的衣物、帷帐、箱奁留下，名曰“留待作遗施”,实则是给仲卿留作纪念，让他“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表现出深深的留恋、惜别之情。再写兰芝认真地打扮自己：从头到脚，衣饰足履，样样妥帖。美丽无比，绝世无双。这展现了她的爱美之心，更表现了她的自尊与人格独立。她拜别婆婆，自言出身卑微，教养缺失，换来的只是“阿母怒不止”；她辞别小姑，忆昔抚今，泪如散珠。一句“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多少情思尽在其中!离别的时刻终于到来，他的耳语相惜，她的感念希冀，总归于“二情同依依”。时间仿佛凝固定格，“举手长劳劳”的画面，千古以来成为描绘情人离别的经典。
第三部分(第13-23段),写兰芝归家，官府托媒，兰芝抗婚。面对母亲的责备，兰芝有的只是惭愧；面对母亲的催婚，兰芝以与仲卿的“结誓”为由婉拒，还是得到了母亲的理解。母亲为兰芝挡住了县令家的求婚，又婉拒了太守派来的媒人，表现出母爱的温情。但是，面对“阿兄”的逼婚，兰芝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最后答应了再姐实则也抱定了必死的决心。而在太守强大威势、厚重彩礼面前，兰芝母最终也默许了这桩婚姻，并说“莫令事不举”。母亲态度的转变，使兰芝孤立无援，陷入绝境。她终日以泪洗面，愁肠百结。
第四部分(第24—31段),写焦仲卿与刘兰芝的诀别和殉情。这对情侣的对话，五味杂陈，无限酸楚。兰芝解释人事多变，家人逼婚难挡；仲卿重提二人旧誓，语带讥讽，并以死相约——实则是不能摆脱眼前事变的痛苦和对兰芝深深的爱恋。兰芝苦于不被理解，也发出了“黄泉下相见”的誓言。接下来，仲卿拜别其母，让铁石心肠的她“零泪应声落”。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当仲卿听说兰芝赴死清池，他也“自挂东南枝”。这对情侣，饱尝了生离之苦，希望在死后可以相聚。
第五部分(第32段),写焦、刘两家合葬已逝的情侣。兰芝、仲卿的精气魂魄，仿佛化成了一对鸳鸯，相向悲鸣，昼夜不停。白天，“行人驻足听”；夜里，“寡妇起彷徨”。这悲鸣的鸟声在提醒世人记取兰芝和仲卿生死与共的爱情和他们生前的抗争。
这首长篇叙事诗以女主人公被遣、抗婚、殉情的命运为线索，展现了复杂激烈的矛盾冲突，塑造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可以当作小说或戏剧来读。
刘兰芝美丽、聪明、勤劳、知礼、自尊，忠于爱情，又有着蔑视礼法、坚贞不屈、追求自由的性格特征。当婆婆的役使指责与厮守爱情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她毅然选择了离开，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反抗精神。她深爱仲卿，依依惜别，表现出温婉柔情的一面；她拒抗再婚，最后以死明志，又表现出性格刚烈的一面。她面辞折磨她的婆婆，有礼有仪；告别一起嬉戏的小姑，珍重情谊。她含泪乞求母亲拒绝再婚，柔弱可怜；又“仰头”面对“阿兄”的逼婚，刚强可敬。在她身上，闪耀着美丽、真情、善意的光辉，表里澄澈，是古代文学作品中少有的反抗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由的女性形象。
焦仲卿是“大家子”,为“庐江府小吏”。他谨于职守，忠于爱情，正直纯朴。同时，又性格懦弱，优柔寡断，在母亲的威势之下俯首帖耳，不敢断然反抗。他深爱兰芝，在其母面前露出苦相，温和地质问她：“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遭到母亲的厉声训斥后，他只有“长跪”表示不再婚娶——这是他所能做到的最激烈的抗争，然后“默无声”地告退。他的行为举止，完全符合礼教规定。《礼记·内则》中说：“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当仲卿决定殉情，与其母诀别时，还担心其母日后孤单，祝愿她寿比南山，表现出孝顺的性格特点。他送别兰芝，对接她回来还抱有幻想；他听说兰芝再嫁的消息后，请假暂归，以贺语反讽，以黄泉为誓，饱含无限悲酸；他听到兰芝的死讯，不忍独生，“自挂东南枝”。他有善良软弱的顺从，也有苦苦抗争的坚韧，更有为爱而死的忠贞不渝，表现出性格的多面性。
焦母的性格主要表现为专横跋扈，独断专行，蛮横无理。她不能容忍兰芝的个性，斥其为“自专由”,衔恨在心，耿耿于怀，表现出一个封建家长的强势和暴戾。归根到底，还是封建礼教给了她这样的权力。《礼记·内则》中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因此，即使面对哀哀求情的儿子，她也声色俱厉，无情无义地训斥。她无视仲卿和兰芝相亲相爱的事实，完全凭着自己的心意行事，坚决拆散了他们。直到仲卿与她诀别，她在落泪之余，还是不思悔过，仍然卖弄为子另娶的谋略。
刘兄“性行暴如雷”,是一个没有责任心、自私自利、趋炎附势、见利忘义的市井小人。他斥责兰芝“作计何不量”,逼她再嫁，既不想让妹妹居家增加他的经济负担，又想让她嫁到豪门，使他得以攀附权贵，捞取利益。他的逼婚，最终把兰芝送上了绝路。
这首长篇叙事诗以人物对话为主体，体现出民歌的特点。同时，人物的对话，也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展现了矛盾冲突。清代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中评论道：“历叙十许人口中语，各各肖其声情，神化之笔也。”如刘兰芝说“及时相遣归”“勿复重纷纭”,表明了她放弃幻想、毅然离去的决心；焦仲卿说“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表现了他的软弱和无可奈何；焦母说“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活画出她的蛮横无理。这些人物语言，都声口可闻，对塑造人物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诗句的口语化、大量叠词的使用，以及一些互文句子(如最后一段里“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等),使诗歌具有鲜明的民歌特点。
这首诗经数百年的流传才见于著录，其间一定经过了很多文人的润色加工。诗中的叙述语言，大都是白描式的，精警凝练，如“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等。这些议论和抒情的诗句，往往出现在情感发展达到高潮之处，起到了点睛的作用。
诗中赋、比、兴方法的运用，一方面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保留了民歌自身的特点。第2段开头兰芝自述种种技能修养，颇含自夸之情，即是赋的写法，有很强的冲击力；同样的话，在第13段经刘母重复一遍，就有了遗憾之意。这样内容相同，文字稍异的重复，也称“叠文”,有明显的讲故事痕迹。对同一事件，通过不同角色的叙述，收到回环往复的丰富意趣，这在通俗文学中，特别是后来的古代白话小说中比较常见。另外，写兰芝留物(“妾有绣腰襦”)、“起严妆”的两段，写太守下聘礼一段，写兰芝裁衣一段，都是赋的写法。比的写法虽然不多，但也颇为传神，如对兰芝化妆后的描写：“腰若流纨素”,“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特别是第12段兰芝的“磐石蒲苇”之喻，是理解全诗的关键。兰芝正是不想让仲卿觉得她是“蒲苇一时纫”,才发出了“黄泉下相见”的誓言。诗的第1段用“兴”,凌空发端，起到了创设氛围、笼罩全篇的作用。
剪裁精当，也是这首诗的一个突出特点。诗的开头，并没有赘叙两家的家世，而是让人物直接出场；结尾也并没有写两家的悔恨悲伤，而尽在不言之中。清代的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论说：“入手若叙两家家世，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慢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裁剪也。”其他例子，如兰芝拜别焦母、小姑，皆无答语，为读者的想象力留足空间，可谓“无声胜有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