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说红楼梦》第3辑.pdfQQ扫一扫联系
内容节选
代序
把所有的爱恨都放平了，才是好小说
蒋勋跟很多人说过，《红楼梦》是可以读一辈子的书。他自己的读红历 史对这话是绝好的印证：三四岁听妈妈讲，十一二岁自己读，成年以后给不同的群体讲《红楼梦》。最近，他在上海泰安路的“春申读书会”里，给大 陆企业家的太太们开课，正讲到悲欣交集、正剧谐剧轮番上演的第十一回《庆寿辰宁府排家宴，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太太班和腌菜班
这不是蒋勋第一次开“太太班”。1990年代，在台北、高雄两地，他像牧师査经一样，用四年时间，逐页讲解《红楼梦》。
台北班的成员是台湾政经大佬家的太太或儿媳。八卦杂志整天报她们的事情，很多人进门的时候低着头。就算这样，“总统府”对面某高级会所外 停满的高级黑色轿车，还是经常引得路人探头探脑。讲到“秦可卿淫丧天香楼” 一节，很多美丽的眼睛垂了下去，“豪门家族的故事太惊人了，八卦杂志上透露一点点……她们不会有表情在脸上，她们也不被容许有表情。她们才是真正的红楼梦中人。”蒋勋说。
林青霞也是台北班的一员。那时候，她父亲重病，母亲刚跳楼自杀不久, 每周五从香港飞到台北，照顾父亲，听蒋勋讲《红楼梦》成为她一段特殊的修行。林青霞跟台湾的媒体开玩笑，把蒋勋比作她的半粒安眠药，让她在“不许她胖、不许她丑，到处有人拍她哭、拍她笑”的世界里找到坦然自在，和容易一些的睡眠。
相比台北班的矜持，升斗小民组成的高雄班直截了当。听到喜欢的地方，他们会大笑，听到悲伤的地方，会抹眼泪。一位在高雄做腌菜的老乡看过蒋勋的画展，听他在各种演讲中提到《红楼梦》，随口提议：“蒋老师,你经常讲《红楼梦》，我是一个没受过很多教育的人，没看过《红楼梦》，也看不懂。你可不可以在高雄讲一次？ ”蒋勋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机缘，立刻答应下来。
高雄班的成员是贩夫走卒，很多人在菜场卖腌菜，上午去做生意，下午来听蒋勋的课。
高雄班最初只有二十个学生，后来一个拉一个，到三百人。高雄市政府知道这么多民众爱听《红楼梦》，就免费提供了一个大音乐厅。
第八十回讲完，腌菜朋友们给蒋勋办了一个晚会，送他一条签满他们名字的内裤。蒋勋不解其意，腌菜朋友说：“你讲的最让我们感动的是晴雯和宝玉交换内衣，所以我们要跟你交换内衣。”这条内裤被蒋勋像宝一样留着， 一直舍不得穿。
四年学习结束，贵妇们也给蒋勋办了一个聚会，“从纽约进口的牡丹, 房间里华丽得不得了。可是我的几位学生在几年之内都’走了’，她们有惊人的美貌，却几乎没有快乐的人生。”如何面对这班学员，变成蒋勋对自己的一个修行："我自己的家庭，也是从贵族落难，我对穷困家庭有很大的爱, 对富贵有很大的偏执。可那次之后我开始觉得：我错了，富贵好苦。”
两批不同的学生，让蒋勋再次面对他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懵懂接触的命题：繁华和幻灭的相生相依。
《红楼梦》是我的故事
“我读《红楼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母亲。“蒋勋说。
蒋勋的母亲是西安正白旗的旗人，她的祖父做过知府。辛亥革命期间， 西安的旗人被杀了一半，“站在城门口，讲是’馒头'还是'馍’，发音不对就会被杀头”，蒋勋的外祖父全家只留了他一个男丁，家族就此败落。
经历过跟《红楼梦》类似家族历史的母亲，从蒋勋三四岁起，就不断地跟他讲西安知府衙门的宅子，和宅子所在的“二府街”。有些故事，是母亲自己从老仆人那儿听来的，有些故事，则是据家族历史添油加酱和她读过的 《红楼梦》的交叠。那时正值中日战争，老宅犹在，不过已经被蒋勋的母亲和外婆租给一百多户人家，以补贴家用——蒋勋的外祖父正在燕京读大学， 西安家中的一对母女差不多被他遗忘了。
长大之后蒋勋才发现，母亲当年讲的故事，有些是真实发生过的家族历史，有些干脆就是戏曲小说。时间经常是乱的，不同时空的东西叠印在一起。
“这变成我童年很奇特的一个美学体验。尤其她在跟我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是经历1949年再一次大逃亡之后，她身上什么都没有，只有回忆。”蒋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母亲的大脑里有一张清晰的三维地图，什么地方走几步有一个佛堂， 再走几步有一家绸缎店，祖宗的画像怎样挂在墙上……这让蒋勋很小的时候就明白：《红楼梦》是一个回忆。他曾为无数个小细节着迷：弹墨的椅垫、 雕花窗、抄手游廊……“其实那时候我们逃到台湾，什么都没有。可我还是觉得，这一切怎么会那么熟？为什么黛玉九岁，母亲过世投靠外祖母贾母？进到贾家，看到的荣禧堂的样子，对联、九龙金字大匾……让我有那 么深的记忆，我自己都好奇怪”，蒋勋觉得，人的基因、人的记忆，有时真的很难解释。
1988年，蒋勋回到他一岁时离开的西安，特意去找“二府街”，然而知府衙门早已不知去向，只有高楼，好在“二府街”的名字还在。
走在西安的大街上，蒋勋像一个失去魂魄的躯壳，他希望，行走能让从小被母亲栽植在他大脑深处的记忆附体。他一直走到城墙边上，因为母亲说过，抗战的时候，西安人经常在城墙边躲空袭警报，昔日的避难所已变成公园，一对盲人夫妇正拉着二胡唱秦腔。声音刚烈，直上九霄。“他们唱的是汉唐盛世，可是他们已经完全落魄”，站在一旁的蒋勋泪流满面。
蒋勋认为，《红楼梦》最动人的东西是，作者完全放任自己的回忆，所以书中有很多考证永远讲不通的东西。比如元春到底几岁？冷子兴说元春出生第二年有了宝玉，可是省亲那一回又说，元春教宝玉识字，她大他好几岁。
“这些考证学家解释不了的东西，如果回归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体验， 就一点也不奇怪：在回忆里，时间是重叠在一起的。所以，元春有时候是大 宝玉一岁的姐姐，有时候是赫然回来的王妃。”元春省亲，是《红楼梦》最让蒋勋心痛的段落：按照皇家的规矩，宝玉不能见王妃，因为“外男不得入内”。可是元春下令让宝玉进来。“元春也很颠覆，在那个年代，她根本不管皇家规矩，一把抱住宝玉，从头摸到脚，她就是要用肉体上的接触感觉这就是她的亲人，可是她已经没有亲人了。”
“有些人说《红楼梦》写繁华，可是鲁迅讲得极好——’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繁华的背后，总有让你痛的东西。”蒋勋读过很多红学考证的书， 读一读，就觉得索然无味，“因为我觉得，《红楼梦》是我的故事，我不觉得它影射什么人。”
青春的狂放与孤独
十一岁，小学五年级，蒋勋第一次读《红楼梦》，一下子就着了迷。书上的文字跟母亲对西安知府衙门的回忆交叠在一起。“我不晓得那是什么， 它一直呼唤我，好像跟我生命中某些基因有关系。其实就是上瘾。可上瘾也是一种病。”蒋勋回忆道。
看到儿子读《红楼梦》，母亲起初很高兴，在蒋勋的功课一塌糊涂之后， 她立刻下了禁令。十几岁的少年，只能打着手电，躲在棉被里偷偷看。书是路边摊买来的，封面上印着乐蒂的照片——那时候，香港邵氏拍的《红楼梦》电影正红，乐蒂演林黛玉。这本书被蒋勋翻到书页发黄，至今还在他的书架上。
1977年，蒋勋从巴黎留学回台湾。刚好李翰祥导演的《金玉良缘红楼梦》 在上演。不相信《红楼梦》的文字细节可以被影视化的蒋勋，至今赞赏李翰祥的两个处理：黛玉进贾府，摄像机隔着雕花窗一直走，长达三分钟，镜头里没有出现黛玉，却恰到好处地拍出她的处处小心，尽得原著真味，林青霞反串贾宝玉，眉宇之间英气逼人。
“小说里的宝玉十三四岁，很多人都觉得他有点像女孩子。可是我觉得他充满英气，他要照顾、保护这些女孩子，保护不住的时候，就是他生命中最大的痛。”在所有宝玉怜香惜玉的情节里，晴雯临死一段，蒋勋用“惊人” 形容：宝玉赶到的时候，晴雯已说不出话来，她只有两个动作：一是跟宝玉换内衣，一是咬指甲。“现在读到这里，我都觉得好动情。如果曹雪芹是贾宝玉，一个少爷怎么会注意到丫头的个性？ ”
“宝玉是一个拒绝长大的男孩子，他的回忆基本上停留在十五岁之前， 他觉得后面不要活了，入世以后就要接纳大人的规则,《红楼梦》里最动入 的一段是黛玉葬花，那是宁为玉碎的美学：我跟世俗一点都不妥协，青春如果不能坚持纯净，我宁可埋葬自我。”蒋勋相信，古典小说里只有《红楼梦》 在讲青春的狂放和孤独。有一次，他跟台湾教育部门的官员开玩笑：你敢把 《红楼梦》“大闹学堂”那回编逬初中生的教材吗？官员们大摇其头。
不要说中学难选这一回当教材，蒋勋在大学教的学生看到这回都咋舌： 哇！他们用的词汇比我们现在还high，性游戏可以玩到那种地步！
倒是恪守规则的新加坡教育部门，大面积把《红楼梦》搬进课堂，并且规定，学生在高中毕业之前，必须读完前四十回《红楼梦》。“四十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选择，各种人物都已出场，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人生的各个 面向都应该见识到。”曾应邀到新加坡中学讲《红楼梦》的蒋勋说。
千里伏线
蒋勋童年的被面是妈妈绣的。妈妈绣叶子，蒋勋在旁帮她挑丝线，一片叶子里大概有十几种绿色，小男孩第一次真切知道“层次”。
脂砚斋评语里经常提到的“千里伏线”，蒋勋也在妈妈的织布机上看过： 某一种颜色的线在经线纬线上隔多少根线再出来，全部要算，要用笔记录： 经线十六根，纬线三十一根，出一根浅粉，再隔多少根出一根萼红，然后是 红花眼绿叶、眼茎要怎么搭配，牡丹花才会出来。
“曹雪芹永远让你看到人生的两面。”在给五行八作的学生讲《红楼梦》时， 蒋勋越来越多地提到《红楼梦》的结构：“曹雪芹常常在交错。一个青春期男孩的孤独、受到情欲的纠缠跟一个乡下老太太过不了日子，是两条线，却放在同一回里。他永远让你看到人生的两面。这是中国对联的美学。这种美学在西方思维里很少有。中国人在思维里已经形成对仗法，它不仅仅是一种技巧，它很清楚地让你感觉到有天必有地，有春必有秋，让你感觉到生命两极的平衡。”
“曹家四五代在江宁织造，曹雪芹对编织太了解了，而编织是中国最了 不起的结构。”
“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讲丝的精致、染色、选丝……一个好小说家不能写小说之后，我相信他一定是发现：这个文化最美的东西在纺织里。”
“西方小说抓主线。《红楼梦》挑主线，一定是宝、钗、黛，可是如果你只抓这三根主线，一定会迷失，因为他们常常不出现。”
“为什么王熙凤生日那天，宝玉会失踪？作者用了推理小说的方法：宝玉带茗烟往北跑，茗烟问到哪里去，宝玉说到没有人的地方去。荒天野地停 下来，宝玉又问茗烟有没有香炉，茗烟说，你不早讲，我从家带一个出来。 宝玉说，不能让人家知道。茗烟说你荷包里有点沉香，往前几里有个水仙庵， 庙里一定有香炉……到此为止，大家都不知道宝玉要干吗？“到了水仙庵，宝玉说把香炉放井台上，然后焚香，边哭边拜。其实宝玉在祭奠金钏，因为那天也是金钏的生日。曹雪芹把王熙凤的风光，跟宝玉心里忘不掉的记忆编织在一起。这种安排绝不是偶然。”
“端正”要“不正”救赎
蒋勋最喜欢的《红楼梦》版本是石印本《石头记》，上下两函，一函十册， 每册很轻，握在手上很省力。
“《红楼梦》里有个’歪’字，林黛玉喜欢’歪’在床上看书，我忽然觉得就连我身体的动作都跟《红楼梦》越来越像。”从小就被父亲教育读书写字要坐得端端正正的蒋勋，把《红楼梦》带给他的“不正”的状态当作一种救赎。“我并没有要说打倒那个’正'，因为’正’的力量太强，我讲的救赎是说，有时候戳它一下子，是让它不要那么端正，因为端正太久了会假。”
《红楼梦》第二回，有一大段一般读者极容易跳过的人性论：众生当中， 圣贤和奸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前者应运而生，后者应劫而生，凡人性格命运千差万别，却无不是秉正邪二气而生。太平盛世，正气浩荡，邪气钻天觅缝，无由发泄，所谓“正不容邪，邪复妒正”，正邪两气激烈斗争，赋形为人, 生在富贵人家，是痴男怨女；生在读书人家，是逸士高人，生在寒门，是奇优名娼。竹林七贤、陶渊明、顾虎头、唐明皇、宋徽宗、秦少游、唐伯虎、 红拂、薛涛……全在此列。贾宝玉也是此中人物。
这段话成为蒋勋理解贾宝玉的基础。他甚至认为，竹林七贤开始的一大串名字和他们的传说，可以作为贾宝玉的“史前史”。
“曹雪芹是说，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有一些他仰慕的人，并没有走向官场。”蒋勋每次去南京博物馆，都会特意看从墓葬里出土的“竹林七贤”砖刻， “按照常理，应该把忠臣孝子作为死亡的典范雕刻在墓葬里，但东晋墓葬里刻的是竹林七贤。这就是说，民间有另外一套信仰系统，这种信仰，在非大一统的时代，有机会存留。像东晋，就在偏安的格局里保留了一种很特殊的 人性空间。”
“儒家的讲法是'圣’贤’眼’圣’不一样，’贤'是带着生命的缺憾活着。曹雪芹对这些人充满兴趣。他在触碰一个命题：如果我不完美，我生命的价值在哪里？西方现代小说，像《异乡人》、《鲜花圣母》都在写这个主题。注意到这些，你会赫然领悟到某一种文化的分裂期其实是好的，它在小小的地区性里发展出特异的文化空间，等到统一以后，对大一统的东西会有一点点的提醒和启发。”蒋勋说。
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
少年时读《红楼梦》，蒋勋喜欢黛玉的高傲、绝对，也喜欢湘云、探春的聪慧大方，读到贾瑞那两回，心里骂“下流”，手上一翻而过，年长之后， 贾瑞反而让他一读再读，他觉得那是天真的年轻人受到情欲煎熬的真实写照。
一百个人看《红楼梦》，其中有多少人会留意委琐可笑的赵姨娘？ “她恨凤姐、恨宝玉恨到找马道婆剪了纸人诅咒他们的地步。可是有一天，马道婆看到赵姨娘在做针线，就问有没有零头布给她？赵姨娘说：好东西还会到我这来——就知道赵姨娘是贾家多悲惨的一个人，谁都可以踹她一脚。” 蒋勋认为,赵姨娘的卑微是外国作家写不出来的。
陀斯妥耶夫斯基写《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开场的故事发生在俄罗斯冬天的一个小酒馆。军官、大学生、贵族在里面喝酒，角落里有一个又脏又臭怪怪的人，他旁边还蹲着一只狗。这个人脏臭道遢到不像人，就像他旁边 蹲着的那只脏兮兮的狗。他的存在让大家都感到不舒服，当他茫然的眼睛突 然不自知地看一个军官时，军官顿时觉得受辱：你也配看我？！就开始骂， 那个人不停地发抖，突然倒下去死了。
“曹雪芹没有写到这么强烈。可是他写出了若干个像马道婆、贾璜太太一样，依附在贾家这棵大树上的寄生植物。”在蒋勋看来，曹雪芹平静的背后自有一种慈悲，没有哪个作家能像他一样，以平视的视角，写尽微如草芥 的人生。“十年增删”对曹雪芹而言是纸上功夫，更是心头的功夫。蒋勋相信，曹雪芹最初写《红楼梦》的时候是充满怨恨的，“落难之后，人不会没有牢骚， 没有怨恨”，十年必须修行到把所有的牢骚去掉。
现成的例子是“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脂评显示，曹雪芹的原始草稿中， 有贾珍逼奸儿媳，导致秦可卿上吊的情节。
“这跟现在我们看到写秦可卿病死，然后很委婉地带出贾珍的某种反常举动，真的是两种写作态度。脂砚斋说'雪芹厚道之人’，这个厚道是慈悲。 年轻的时候会恨，我就是要把它揭发出来。可是到了一定年龄你会发现，’揭 发’之后还有一层’担待蒋勋常常问自己，如果他把母亲讲的家族故事写出来，里面会不会充满憎恨？他发现,自己必须做的事情是用十年的时间 磨自己，“把所有的爱恨都放平了，才会是好小说。”
（本文系《南方周末》记者石岩访蒋勋专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