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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散文鸟瞰
王运熙
中国古代，自先秦至清代数千年来，散文一直很发达，名家辈出，作品繁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体裁，就其大类而言，大致有诗歌、散文、辞赋、词、散曲、戏曲、小说、讲唱文学等诸种，其中以诗歌、散文两类尤为发达，在文坛上占据正统地位，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诗、文二者，诗歌一般篇幅简短，宜于抒情；散文则抒情写景，叙事议论，内容更加广泛丰富，形式大多数自由灵活，少受拘束。散文以其内容广泛、形式灵活的优点，便于广大人士欣赏和写作，因而长期来除产生不可胜数的实用性散文外，还产生了大量优美的具有文学性的散文。
中国古代散文，题材广泛，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古代优秀散文表现了众多历史人物（包括散文作者本人）的美好品格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展示了祖国绚烂多姿的山川草木，有利于培养读者的道德情操和爱国精神，启发他们积极向上；它们包容着各方面的大量历史文化知识，蕴藏着丰富深邃的智慧，使读者在认知方面获得取之不尽的营养；其丰富多彩的形式技巧，优美生动的语言文采，还能够使人陶醉于美的享受之中。总之，在建设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古代优秀散文仍然能够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
中国古代散文，自其体制而言，又可分为散体文、骈体文两大类。散体文是狭义的散文，又称古文，是广义散文中的主要样式。它的体式语言最为自由灵活，句式长短错落，用语自然，和口语较为接近。它是先秦两汉时代流行的文体，唐宋以来，人们以此为学习对象，因先秦两汉时代古远，就把它唤作古文。作为文学样式的古文，其含义与现在一般以古文指古代文章的意义有所区别。骈体文简称骈文，它讲究形式的整齐工致。要求句子两句相对，如四字句对四字句，六字句对六字句；上下句词语要对称，虚词对虚词，实词对实词。骈文滥觞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大盛，唐以后稍衰，但仍有不少作者作品。除古文、骈文外，人们常把辞赋归入“文”的范围。辞赋实际上是韵文（押韵脚之文）。辞赋的体制结构、用词造语，接近古文、骈文，但又像诗歌那样押韵脚，其性质介于诗文之间。明清时代文人编集作品时，往往把辞赋归入文一类，如《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都收有辞赋。除辞赋外，韵文还有颂、赞、铭、箴、谏、碑等体，其正文常用四字句，押韵脚，前面往往有一段散体的序，后代也常把它们归入文一类。散文中有一部分短小精悍的作品，或长于抒情写景，或长于讽世劝俗，显得精警动人。这种作品，自魏晋至明清不绝，明代后期特盛。现代编选者往往称之为小品文。按其体式，它们大抵属于古文，也有少数是骈文。
从先秦到清代，中国古代散文具有数千年的悠久发展历史。大致说来，它可以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三个时期。下面分别略作概述。
1.先秦两汉时期
《尚书》（又叫《书经》）是中国最古的散文集。它包含了唐尧、虞舜两帝和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文献，有的记载重大事件，有的是帝王、宰相发布的公文、诰、命、训、誓等，以说教为主。据学者研究，商代中后期和周代的文件确系原作，商代中期以前的则大抵出于后人的追记。
《尚书》各篇文辞均颇质朴，但其中既有记叙文，又有论说文，实为后代散文的滥觞。
到周代后期（东周）的春秋、战国时代，随着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思想界的活跃，散文也获得很大发展和辉煌成就。它主要有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两大类。历史散文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代表。《左传》《国语》两书相传系左丘明所编，记载春秋时各国的政治、军事事件，贤能之士的嘉言懿行，谋臣辩士的谋略和说辞。它们总体上是记叙性的历史散文，但其中包含不少言论、说辞，则属论说文一类。《左传》的文学性尤强。它不论写事件发展或人物的言谈举止，都很简练生动，语言温雅有味，成为后代文家学习的典范。《战国策》由西汉刘向汇集了战国时代许多谋臣辩士和纵横家的谋略和辩说，因而论说文成分更浓重。《战国策》文辞较之《左传》更为流畅，句子长短错落，富有气势，标志着历史散文在该时期的进一步发展。
战国时代，学术思想界趋向活跃，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他们各自发表其有关政治、军事、社会、人生、经济等各方面的见解，撰成专著。其中文学性颇强的有属于儒家的《孟子》《荀子》，属于道家的《庄子》，属于法家的《韩非子》诸书。就文辞和艺术表现看，《孟子》雄健流畅，《荀子》浑厚缜密，《庄子》汪洋恣肆而富于想象，《韩非子》博辩富赡，各具特色，为后世文家所称道和取法。诸子散文旨在发表议论见解，以论说为主，但作者为了说服读者，往往多方取譬，运用不少寓言故事来说明事理，由此增强了文章的形象性和感染力，也使以论说为主的诸子散文增添了不少叙事成分。先秦时代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旨在记载历史，发表有关政治、社会等方面主张，原本都是实用性文章，由于一部分著作和篇章，记人记事生动，语言富有文采，因而具有文学价值，并对后代散文产生深远影响。
两汉散文，就其主要方面讲，也是以记叙为主的历史散文和以说理为主的论说文两大类。历史散文以《史记》《汉书》为代表。司马迁的《史记》，内容以记叙先秦至西汉武帝时各方面的历史人物为主，它记人叙事活泼生动，语言流畅雄健，达到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高峰。作者笔端常带感情，把满腔爱憎倾注在历史人物的描绘上面，因而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班固的《汉书》，文学性虽不及《史记》，但一部分篇章也颇动人其文辞整饬渊雅，自具特色。后人往往《史》《汉》并称，把它们视为纪传体史书和传记文学作品的双璧。《史》《汉》以后，历代产生了大量历史著作，文学性大抵不及《史》《汉》，但仍有一些较好的作品，如南朝范晔的《后汉书》、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性质介于历史和小说之间，它以简练隽永的文笔，刻画魏晋名流的言谈举止和风貌，栩栩如生，其中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赢得了后代许多读者的爱好。
两汉子书也产生不少，著名者如刘安《淮南子》、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等，但文学价值均不高。两汉论说文很具特色和成就者，表现在单篇文章，特别是臣僚给皇帝的奏议、奏疏一类文章。它们大抵结合当前实际，陈述治国安邦之道；文辞一般比较质朴，但剖析事理，割切明白，因而被后人视为论说文的楷模。其代表作家有贾谊、晁错、董仲舒、刘向等。两汉的少数散文，抒情因素增强，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在记叙、议论中包含了浓厚的抒情成分，读来富于艺术感染力。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汉代辞赋十分发达，有大赋，有小赋。大赋多铺陈帝皇功业及其生活，以规模阔大、气魄宏伟胜。小赋则上承屈原《卜居》《渔父》和宋玉《风赋》《对楚王问》的传统，多抒情述志、讽世砭俗之作，很值得重视。张衡《归田赋》、蔡邕《述行赋》、赵壹《刺世嫉邪赋》等是其代表作品。
两汉散文，已由先秦的以著作为主转变为著作、单篇并重，这说明单篇文章的逐渐发展和丰富。
2.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是骈体文章发达盛行的时期。骈体文（简称骈文）首先重视文辞的骈偶或骈俪，要求文句整齐匀称，两两相对，骈偶句句式长短要一律，句子中的词语，动静虚实，也要互相对称。此外，还要求辞藻美丽，音韵和谐，长于用典。骈偶、辞藻、音韵、用典可说是该时期骈文语言四项比较普遍性的要求。从艺术上看，骈文主要是要求文章具有诸种特定的修辞美。由于古汉语单音词多的特点，容易形成骈偶句。在先秦散文中，已经出现不少骈偶句。汉代，辞赋散文中的骈偶成分逐步增多，以致到东汉时，通篇骈偶或以骈偶为主的文章多起来，因此后人常把东汉、魏晋南北朝视为骈文盛行时期，把此时期文学称为八代文学。八代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个朝代。
从此时期骈体文历史变迁看，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东汉骈文开始抬头，魏晋进一步重视骈偶工整、辞藻美丽，南朝则更强调音韵和谐、用典精切。骈文的修辞美要求，一步步地加强。这种修辞美要求，不但体现于骈文、辞赋，还体现于诗歌。其代表作家有曹魏的曹植、王粲，西晋的陆机、潘岳，南朝前期的鲍照、江淹，后期的庾信、徐陵等，他们都兼长骈文和诗赋。庾信、徐陵的骈文在对偶、辞藻、音韵和用典诸方面都十分精美，达到了此时期骈文艺术的高峰。后代把两人的骈文称为“徐庾体”。骈文发展到南朝，句式更趋整齐，大量运用四字句、六字句，甚至通篇运用四字句、六字句，这种骈文在唐宋时代被称为“四六文”。
先秦两汉时代主要是记叙文和论说文。此时期的散文则出现了许多抒情写景的作品。曹魏时曹丕、曹植、应球的若干书札已流露出浓厚的抒情倾向，还包含了一些写景的片段，为这类作品开了先河。此后两晋南北朝这类作品不断产生，如南朝骈文名篇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丘迟的《与陈伯之书》等，都长于抒情写景。还有像地理著作《水经注》，写景篇章更为繁富，文笔优美。抒情本是诗歌着重表现的内容。过去的散文绝大多数偏重记事说理，此时期散文中抒情成分的明显增加，标志着散文脱离了偏重实用性的轨道，向诗歌靠拢，形成文章的诗歌化。这种现象可以说是此时期文学趋向独立和自觉的一个重要表现。此时期的辞赋也产生不少，以小赋居多。在形式上，它们也注重骈偶、辞藻、音韵等的运用，即用骈体来写作，故后人称为骈赋；在内容上，它们往往着重抒情写景，如鲍照《芜城赋》，谢庄《月赋》，江淹《恨赋》《别赋》，庾信《小园赋》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辞赋中抒情写景成分的显著增加，可说和骈文是同步进行的，共同标志着文学自觉性的增强。不少优美的骈文、骈赋，感情真挚，语言精美，读来确有如同读好诗一般的感觉。
南朝文人于作品有所谓文笔之分。文指押韵的作品，其中最主要的是诗歌、辞赋，还有颂、赞、箴、铭等体裁，都要求句尾押韵。“文”实际即是韵文。“笔”指不押韵的文章，包括以史书为主的记叙文，以子书为主的论说文，还有像奏疏、书札等其他不押韵的文体。以诗赋为主的韵文，除着重抒情写景外，人们一般都注意运用骈体来写作，注意对偶、辞藻等修辞之美。梁元帝萧绎曾称赞“文”的特点是抒情性强，辞藻美艳，音韵谐调（见《金楼子·立言》）。“笔”大多数用散体文写作，不讲求骈偶、辞藻等，是偏重实用性的文章。在当时骈文盛行的时代，人们一般认为“笔”的写作难度不及“文”，也缺少文学价值。由于骈文占统治地位，当时一部分文人写作记事说理文也采用骈体，例如西汉贾谊的《过秦论》，已多用对偶、排比句，西晋陆机的《辨亡论》规仿《过秦论》，成为通篇骈偶工致的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也采用工整的骈体。这类论说文由于采用骈体写作，在当时被人们认为具有文学性，因而受到重视。再者，当时的不少着重叙事说理的文章虽用散体文写作，但因受骈文的影响，句子也常常显得较为整齐，多四字句，中间还常夹杂骈偶句，风格与骈文相近，譬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等，都是如此。这可说是该时期骈文鼎盛局面下散体文语言的一个特色。唐宋以来，古文复兴，骈文失势，人们不再重视文笔的区别，常常把作品分成诗、文两大类，将除诗歌外的韵文和散文笼而统之地归入“文”的范畴。
先秦散文，或为史书，或为诸子，都是学术性著作。两汉散文，除史书、子书外，又出现了不少单篇文章，像奏疏、书札等，可说是著作和单篇文章并行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散文，则以各种单篇文章为主，史书、子书退居次位，这种现象也标志着文学独立性的增强和文学散文的发展。此后唐宋元明清时期散文也以单篇文章为主。
3.唐宋元明清时期
此时期是古文复兴、骈文退居次要地位的时期。唐代中期，一部分文人对当时仍流行的骈文的华辞丽藻甚为不满，认为它们不利于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起积极作用，从而提倡先秦两汉时代的古文。唐代古文家中，以韩愈、柳宗元的成就最为杰出。到北宋中期，不少文人继承韩柳的传统，进一步提倡古文，形成了浩大的声势，终于使古文取代了骈文在过去长时期统治文坛的局面。宋代古文家，以欧阳修、苏轼的成就最突出，其次还有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之父）、苏辙（苏轼之弟）等。这六人和韩柳一起被后世称作唐宋八大家，代表了唐宋古文的辉煌业绩。唐宋古文继承了先秦两汉古文的优良传统，其语言形式比较自由，冲破了骈文的种种束缚，增强了散文的表现力，从而在记叙、议论、抒情和写景等诸方面都产生了许多名篇佳作。苏轼曾称誉韩愈的作品“文起八代之衰”（《潮州韩文公庙碑》），就是说韩愈的古文改变了八代骈文文风绮靡、气骨衰弱的局面。这里必须指出，唐宋古文家固然反对骈文，但对过去骈文中的不少文学因素也有所吸取和借鉴。如上文所指出的，魏晋南北朝散文长于抒情写景，开辟了散文题材的新领域，唐宋古文在这方面即加以继承和发展。唐宋古文中有一类称为“赠序”的文章，如韩愈的《送董邵南序》，着重表现和朋友分手时的离别之情，往往写得淋漓酣畅，感人至深。再如，为诗文集所作序文，改变了过去时代那种纯粹学术文章的性质，像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苏氏文集序》，都表现了作者对朋友坎坷不遇的深切同情，感情真挚，动人肺腑。又如，唐宋古文中的一些杂记，像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放鹤亭记》《石钟山记》等，也吸取了魏晋南北朝骈文和散文的精髓，着重抒情写景，文采焕发。此外，对魏晋南北朝骈文在谋篇布局和精细的艺术表现技巧方面，唐宋古文也多所吸取。
唐宋时代，辞赋也出现了新面貌。唐宋古文家运用古文形式来写作辞赋，语言形式比较自由流动，产生了杜牧《阿房宫赋》、欧阳修《秋声赋》、苏轼《赤壁赋》等著名篇章。人们把这类作品称为文赋。研究者把先秦两汉时代的赋称作古赋，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赋称为骈赋，唐宋以来这类自由流动的赋叫文赋。此外，唐代还有一种律赋，用于科举考试。律赋运用格律严密的骈体文写法，故有此名。律赋形式过于拘束，表现力大受限制，缺乏佳作。
元代时间短促，散文成就不突出。明代古文家颇多，早期有宋濂、刘基等。刘基的散文长于通过寓言形式讽世砭俗，很有特色。明代中后期产生了不少文学流派，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他们都兼长诗文，在散文方面主张学习秦汉古文，声称“文必秦汉”，文风比较艰深，表现出明显的拟古主义流弊。同时，还有以归有光、唐顺之为代表的唐宋派，取法唐宋古文，文风比较平易流畅，亦多佳作。明代后期，又出现了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组成的公安派，钟惺、谭元春组成的竟陵派。两派在散文创作方面都主张自由地抒发性灵，公安派文风自由活泼，竟陵派文风则崇尚幽深奇峭。明代后期的一部分文人喜爱写作短篇散文，形式自由，富有风味，内容以表现士人的日常生活情趣为主，后人称为晚明小品。其代表作家除公安、竟陵两派作者外，还有张岱、王思任等。清代初期，著名古文家有侯方域、魏禧、汪琬等，其后又出现了一些古文流派。最著名的是以方苞、姚鼐为首的桐城派，沿袭明代唐宋派的轨迹，重视取法《史记》、唐宋八大家之文，强调文风雅洁，气格比较狭小。稍后又出现了以恽敬、张惠言为首的阳湖派，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派。两派都接受桐城派的影响，但取径较宽，文风较为雄健。至鸦片战争前夕，著名文家有龚自珍、魏源等，他们旨在挽救国势衰颓，文章内容多关心现实，成为近代散文的前驱。龚自珍的散文奇崛而富有特色。到清末民初，梁启超提倡流畅奔放的新文体，打破了传统古文的格局，使散文文风起了很大变化，它在中国文言散文史的末页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此时期总的说来，古文占主导地位，但骈文仍继续流行，只是势力较为削弱。唐代科举制度规定，士人应试写作的诗、赋、文都用骈体，政治界、社会上不少实用性文章，也运用骈体或多参骈句。唐代骈文名家、名篇产生不少。如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瞾檄》都是其例。唐中叶陆贽的奏议和为皇帝拟写的制诏，都用骈体，往往写得情辞恳切，为后人所赞赏和模仿。宋代科举考试改用散体文，欧阳修、苏轼等一些古文名家，又大力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从此散体文盛行，取代了过去骈体文的主导地位。唐中期到宋代的不少骈文，虽讲求对偶，但大约是受到古文文风的影响，词语比较清澄，不尚华丽，句调也较为疏朗，形成了骈文的新风貌。清代中后期骈文复兴，名家辈出，有胡天游、洪亮吉、汪中等，其理论代表则为阮元。阮氏著《文言说》等文，声称只有讲求对偶、辞藻、声韵之类的骈体文，才是文章正宗。
以上说的是三个时期的一些代表作家作品和重要流派。此外，还有不少作品，作者虽不是散文名家，但其个别作品却成为广泛流传的名篇佳作，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骈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都是值得重视的。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散文有古文、骈文两大类，辞赋也由此而有古赋、骈赋、文赋等区别。大概说来，古文语言较为朴素和自然顺畅，便于表现各方面的内容；骈文重视骈偶、音韵等修辞类，更长于写作抒情写景一类文学散文。为了便于读者鉴赏和学习散文，古代即产生了许多散文选本，其中以《文选》《古文辞类纂》两种最有影响。这里作一些简要介绍。
《文选》系南朝梁代萧统所编，共选作品七百余篇，分为辞赋、诗歌、文（多为骈文）三大部分。其中辞赋九十余篇，诗歌四百余篇，文两百余篇。文部分又按样式分为诏、册、令、教、文（策文）、表、上书、启等三十余小类。萧统生于南朝骈文盛行之际，故所选偏重骈体作品。汉魏至南朝辞赋、骈文的许多代表作品，大致都被采入。只有南朝末年庾信、徐陵等少数名家名作，因时间关系，不及选录。《文选》编录了骈文鼎盛时期的许多优秀作品，成为后人学习骈文的范本。隋唐以来，研究《文选》的人颇多，注本迭出，被后人称为“文选学”或“选学”。清代中期，李兆洛编有《骈体文钞》，编选自战国至隋代骈体文，数量颇多，便于研习。清末许链所编的《六朝文絜》，专选晋代南北朝的短篇骈文、骈赋，选篇仅数十，但均是情文并茂之作，是学习骈文、骈赋的入门好书。
《古文辞类纂》是清代桐城派首领姚鼐所编。共编选古文、辞赋七百篇，分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十三类。所选以先秦两汉古文和唐宋八大家文章为主，下及明清归有光、方苞等少量篇章。该书体现了桐城派古文家的文学标准。刊刻后流传广泛，影响颇大，是古文家奉为圭臬的散文选本。其后曾国藩编《经史百家杂钞》，仍宗奉唐宋八家，但扩大取材，多选经书、史书、诸子书中的篇章，流行也广。另有清前期吴楚材、吴调侯所编《古文观止》一书，选录《左传》《国语》以至明代归有光、张溥等人的文章两百余篇，所选大抵均为篇幅短小、文辞精练之作，便于欣赏阅读，迄今流传不衰。其选文大多数属散体，但也选录若干骈文名篇，如《陈情表》《北山移文》《滕王阁序》等；故其所谓“古文”，是指古代之文，而非指散体文。
“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兴起，参与运动的一些人士，大力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主张打倒旧文学和文言文。有人在批判旧文学时，更喊出了“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矛头针对当时一些桐城文派的传承者和以《文选》为典范的骈文作者。这种激烈的口号，在当时运动高潮期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今天，我们应当冷静全面地来对待许多文化遗产。古代丰富的散文作品，其中有许多属于民族优秀文化之列，我们应当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吸取其中有益的营养，使之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选自《谈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与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略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