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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百合花》的经过
茹志鹃
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里也如此。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百合花》便是这样，在匝匝忧虑之中，缅怀追念时得来的产物。然而产物和我的忧虑并没有直接关系。
《百合花》里的人物、事件，都不是真人真事，也不是依据真人真事来加工的。但是小说里所写的战斗，以及战斗的时间地点都是真的。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之一，总攻海岸战斗的时间，正是1946年的八月中秋。那时候，我确实是在总攻团的前线包扎所里做战勤工作。我在包扎所的第一个工作，也正是去借被子。入夜以后，月亮越升越高，也越来越亮，战斗打响了。最初下来的，都是新战士，挂的也是轻花。越到战斗激烈，伤员下来得越少，来的却都是重伤员。有时担架刚抬到，伤员就不行了。担架就摆在院子里，皓月当灯，我给他们拭去满脸的硝烟尘土，让他们干干净净地去。我不敢揭开他们身上的被子。光从脸上看去，除了颜色有些灰黄以外，一个个都是熟睡中的小伙子。我要“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地笑”，这种感情确乎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就有的。我就着那天上大个儿的圆月，翻看他们的符号，记录他们的姓名、单位。心里不可遏止地设想着他们的家庭、亲人、朋友，他们生前的种种愿望，在他们尚有些许暖意的胸膛里，可能还藏有秘密的、未了的心事……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实在用不着小本本，即便有，也是无从落笔。它们就这样刻在我的心里了，直到现在，清晰度仍然很好，毫不受岁月的干扰。
在那三年风风雨雨，没有白昼没有夜晚的解放战争中，像这样值得追述的事迹太多了。在1958年春寒料峭的夜里，我把它们都翻了个遍。这里再讲两件和《百合花》不无关系的经历。
记得大概是在莱芜战役吧！不知为了什么事，在一个夜晚，我跟一个通讯员要去最前沿。走之前，那位带路的通讯员告诉我，我们要通过相当长的一段开阔地带，敌人经常向那里打冷炮，要我注意有时要弯腰前进，但不要慌。他不讲倒还好，这一番交代，倒使我有点紧张起来。就打定主意紧跟住他，他猫腰我猫腰，他走多快我走多快。反正决不在一位战士面前，丢女同志的脸。可是一上了路，他却不愿我傍着他走，要我拉开距离。拉开距离的意思我懂，是为了减少伤亡，这也是军人的常识。但是走在这一片一无庄稼，二无树木，无遮无掩的开阔地里，敌人的炮弹又不时地、呼啸着飞来，我不能自制地要往他旁边靠，在他旁边，就好像有一种安全感。可是他一见我走近，就加紧步子往前跑，他一跑，我就在后紧追。于是在星光之下，在一片不毛之地上，在怪叫的炮弹声当中，我和他两个人，默默无声地展开了一场紧张的竞走比赛，走得两个人都气喘吁吁。不过一旦当我实在喘不过气来，掉了队，落在他的视野之外了，他就会走回头来寻我。这位通讯员的面貌我已记不得了，我为什么要去前沿也不记得了。记忆的筛子啊！把大东西漏了，小东西却剩下了，这本身就注定我成不了写史诗的大作家。奈何！但是这样一次古怪的同行，无声的追逐，却永远是这么色泽鲜明，甚至那野草的摇动，通讯员的喘息，都仿佛还在眼前，响在耳旁。1958年时如此，现在也如此。
另一次情况也是如此：也不知是什么战斗以后，什么战役之前了。记忆中出现的，已是我和汪岁寒同志来到班里，坐在战士们的地铺上，倾听他们的开会发言(可能是总结吧)。这个班里有一位刚提升的排长，是一位战斗英雄。这位英雄的英勇事迹被时光抹淡了，只记得他很年轻，很怕羞，说说话就脸红。有一次我不知跟他说了一句什么笑话，他红了脸笑着，竟像个苏州小姑娘那样扬起手来，说：“我打你！”当然没有打下来，但他这种略带女孩儿的姿态，和他英雄的称号联在一起，摄入了我的记忆。晚上，在一间小小的堂屋里，有一张门板搭起的高铺，这原是排长的床，因为优待女同志，就让给了我。英雄则和汪岁寒同志在地上打了个统铺。夜里，他们头靠头地在轻轻谈话。我居高临下，可以听得很清楚。于是一边装作睡着的样子，一边就竖起了耳朵。抱着极大的好奇心，小心翼翼地想探入英雄的内心世界。可是听听他们谈的也只不过是些家常话。英雄在谈他的家庭，其中也说到了他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对象之类的内容。他谈得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于是我略感失望，就慢慢睡着了。当时虽然有点失望，但后来想想，这倒有好处，起码脑子里印进了一个真实的印象：英雄不也和平常的人一样嘛。
1958年初，那时虽在反右，不过文学上的许多条条框框，还正在制作和诞生中，可能有一些已经降临人间，不过还没有套到我的头上，还没有成为紧箍咒。所以我在翻箱倒柜一番之后，在过去那些质感的怂恿催逼之下，决定要写一个普通的战士，一个年轻的通讯员。我觉得我认识这个人很久了，然而我却一直把他搁在一边，冷落了他。他年轻，质朴，羞涩。羞涩的原因是他的年轻。他还只刚刚开始生活，还没有涉足过爱情的幸福。他在什么情况下会怎么做，我都能推测想象。我当时主要想的就是这些。至于主题是什么，副主题又是什么，主要事件又是什么，我都没有考虑过。
我在确定小通讯员的性格、特点的同时，就出现了一个女性的“我”，来串起整个故事。在写的过程中，又生出与小通讯员同乡一节，来补充写出他在家乡做老百姓时期的可爱形象，用中秋的一轮明月，来暗写他儿时的生活情景。当时，我就想得这么简单，干得也很利索，很快就写了出来，连抄带写大概用了一个星期。
现在回想起来，可庆幸的一点，是没有按着那一段真实生活来加以描红。而是在原来的生活感受基础上，重新捏出了一个人物，又根据这个人物的需要，再回头来看过去的生活素材，并改造、综合它们。
我拿来了原生活中与通讯员夜间竞走的一节，但我舍弃了夜间的景色，舍去了炮声的呼啸的紧张气氛；我拿来原生活中通讯员和我拉开距离的情节，但去掉了原因是出于军事行动的需要，代替以性格。这一段路程的同行，对于刻画通讯员的性格来说，是一段重要的过程。我需要走得从容，紧张的战斗还在后面呢。而且有些内容，即使在一个紧张的军事行动中，也无法表现。因此，我把它处理在总攻的前夕，一段平静的间隙时间里，使得“我”与通讯员是在完全正常的环境中同行，致使他和“我”拉开距离，更显得突出，也更能显出性格的矛盾，显出他怕女性的那种特定年龄。同时在这段路程中，要让“我”对通讯员建立起一种比同志、比同乡更为亲切的感情。但它又不是一见钟情的男女间的爱情。“我”带着类似手足之情，带着一种女同志特有的母性，来看待他，牵挂他。这个感情建立得越有说服力，那么，小通讯员这一人物在读者心目中也越具感染力。
总之，没有受原有生活素材的诱惑，而且不客气地把它们打碎，重新加以糅合、综合，创造出另一个似有似无，似生活中又非生活中的形象来，然后再根据这个人物形象的需要，再来选择改造原有素材，而未按真实生活去描红。这是我感到可庆幸的一点。
第二个感到可庆幸的，是当初把这个小通讯员，作为一个小战士，作为一个普通人来写的，一个年轻人，一个刚刚开始生活的人。我写的时候十分放松，毫无负担。写新娘子笑他，给他碰钉子，“我”又如何为难他，他又如何出了一头大汗，等等。我写得很自如，一点也不怕会亵渎了英雄形象，会降低了英雄身份。反过来说，如果我当时要把通讯员作为一个英雄来写，或者是把那位英雄排长作为模特儿来写通讯员，那么，尽管英雄在生活中显得如何温和，温和得如何像个姑娘，也无法消除我心头的紧张，笔头的沉重。首先，我当然要考虑写他的英雄事迹，突出他在战场上，如何像个猛虎的一面。而他腼腆的一面，很可能成为一种谦逊的品德。新娘子也许不敢出现，出现了也不敢笑话他。英雄可以有暂时的失败(借不到被子)，但是受到嘲笑却是有损形象的。“我”和英雄同行，则可能要不断发现他的优秀品质，成为唱颂歌、受教育的机会。这样写来，结果，这个人能否站立得起来还是一个问题，别说是英雄了。
说一句不该我来说的话，现在《百合花》里的通讯员，够不上英雄的高度，但如细细推敲一下他的为人和救了民工这一点，似乎评个二等功臣还是可以的。不过这一点我很没把握。比较有把握的是：文学上的感染力，是不大受人物功绩大小约束的。就如作品的伟大与渺小，不受作品里人物地位高低的影响一样。这话大致是不会错的。
第三个感到庆幸的是，在当时那种向左转，向左转，再向左转的形势下，我站在原地没有及时动(后来也动的，怎敢不动！)，原因绝对不是自己认识高明，而是出于年轻无知的一种麻木。在那种情况下，我麻里木足地爱上了要有一个新娘子的构思。为什么要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现在我可以坦白交代，原因是我要写一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旋涡中的美神，来反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当然，我还要那一条象征爱情与纯洁的新被子，这可不是姑娘家或大嫂子可以拿得出来的。
这位小通讯员的性格，能向纵深发展，还是在碰到新娘子以后。而且他碰到的，不是一个抽象的新娘子，是一位特殊情况下特殊性格的新娘子。如果换一个觉悟不高，或者脾气急躁的，干脆不借；或者换一个觉悟很高、性情爽朗者，就一口答应。这样一来，一切问题都没有了，性格上的矛盾也没有了，于是两个人物也就没有了。而他碰到的偏偏是这样一位新娘子，又偏偏只有一条新被子。这位新娘子在借不借被子问题上，不露声色地进行了一场内心斗争。当她悄悄改正自己的行为，把被子借出来的时候，又带出了一股顽皮相。假设不是在这么一个严重的战争环境里，又不是要动用她唯一的嫁妆，那她很可能会叫上一声同志弟，然后开一些使人难堪的玩笑。她会到处搜寻同志弟的脏衣服去洗，但又不影响她当众奚落同志弟的衣裳如何脏，补丁又打得如何笨拙，等等。但是现在这样的环境，又向她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她着实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以后，肯了。当“我”和通讯员二次去她家时，她就有咬着嘴唇笑的心情了。她想到刚才这位同志弟给她说了多少好话，做了多少工作，自己却给他碰了个钉子。现在自己又借了，少不得又要累他受委屈。她感到自己捉弄了人。如果这时要她出来直白地道歉，一则无味，二则她也不是这样性格的人。她表现得比较含蓄，骨子里倒是更加亲切。她是真的觉得好笑。她忍了一肚子的笑料，不是不好意思的讪笑，而是一种顽皮的笑，亲切的笑。她笑这位同志弟倒霉，正碰上自己没一点思想准备，想不通的时候。但是倒霉就倒霉吧！也是活该他晦气，谁让他来走这第一遭，开这第一炮的呢……
从这个思想脉络推下去，到最后她把新婚被子劈手夺来，盖上通讯员的遗体，这一动作就有了内心依据。在这一严重的、肃穆的时刻，才显露出她对这位同志弟的歉疚，表现了她对子弟兵的真认识，真水平，真感情。就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作品的意念，人物的命运，合拢了，完成了，能够打上一个句号了。一位刚刚开始生活的青年，当他献出一切的时候，他也得到了一切。洁白无瑕的爱，晶莹的泪。
作品写完以后就寄出去了，但不久就退了回来。在那个时候，难怪有些编辑部不敢用它，它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当然，这些都是我现在的认识，当时要想得简单得多。也许想得太复杂了，就没有《百合花》了，说不定。
作品一旦写出，便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主要还是要听评论家的，我自己只是零零碎碎记述一下当时的情况罢了。
(选自《漫谈我的创作经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