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无可避免地置身于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两大传统的阴影”之中。在看待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关系问题上大致有三种观点和态度：一种观点认为新诗对古典诗歌造成了“断裂”，“和传统及历史相呼应的品质在新诗创作中消失了……是新诗显得单薄、落寞、无传统支撑的原因”；另一种观点刚好与此相反，论者提出“从现代性的角度看，新诗的诞生不是反叛古典诗歌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不断拓展新的审美空间的必然结果”；还有一种观点持调和论，认为新诗与古典诗歌之间具有某种共通性，研究者甚至从具体的元素如词汇、句法、意象乃至情调入手，看到了新诗在某些方面对古典诗歌的“继承与改造”。

摘编自张桃洲《如何重返新诗本体研究》

材料二：

从胡适的“两只蝴蝶”、郭沫若的“天狗”开始，中国新诗已有了相当数量的积累和各种艺术尝试。但总的说来，作为汉语诗歌，中国新诗仍处在寻找自己的阶段。它已经告别了古典诗歌，走出古典汉语的家族，在不停地流浪。它不希望自己与几千年的家族血缘有什么联系，更不希望在形体、五官上与家族成员有什么遗传上的相似。

回顾这近百年的新诗的足迹，我们发现它到过下列几个世界诗歌圣地：第一站是美国，在那里它采集了美国意象主义；第二站是伦敦，它采集了浪漫主义；第三站是巴黎，它采集了象征主义；第四站是柏林，它采集了歌德、里尔克。至此，在短短约30年（1920—1950）内，新诗匆匆走过西方19、20两个世纪的主要流派：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意象主义。50年代后，新诗转向莫斯科取经，主要遵循革命英雄主义的信条，一直延续到70年代，80年代初改革开放，几个年轻诗人在翻阅上半世纪的现代主义诗集时，发现了灰尘覆面、劫后余生的40年代的诗作。他们以此为效法对象，培育出一个稚嫩的新品种：朦胧诗。

平心而论，朦胧诗的崛起是一次心灵的苏醒和精神的抗争，突破了假、大、空的封锁，吐出新诗的新声，但如果将80年代的朦胧诗与上半世纪新诗各派大师的力作对比，就可以看出，朦胧诗实是40年代中国新诗库存的种子在新的历史阶段的重播与收获。它仍是以西方诗歌为原型的汉诗，从诗歌艺术上讲并没有多少崛起。由于没有重视朦胧诗崛起与现代新诗的源由关系，朦胧诗的崛起被夸大了，后来的诗人总是以“揭竿而起”的心态推动当代汉诗的发展，形成各代都以为新诗从我开始的浮躁心态。如某派诗人曾公开宣布：中国当代新诗，每五年一换代，PASS前一代。

诗歌不是流行歌曲，它不是消费文化，不能追求畅销，岂能以每月每季每年来排名次？

诗人不是诗星，它不是青春的事业，乔丹35岁就算是老球星了，而诗人35岁恐怕才握熟诗笔，才从青春期的本能写诗走出来，有望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诗人不是鲜花嫩草，只能展览几周；诗人是一棵松树，他的成长需要时间。

世界诗歌的几百年的路，我们在几十年间就都飞驰了一遍。但我们还是不清楚，中国新诗究竟向哪里走？究竟是什么样的形态？有什么汉语文化的特点？有什么不同于西方诗歌之处？西方新诗诚然走在我们的前面，比我们进入诗歌艺术要深、尝试要广，自然有不少我们可以学习参照的。但如果不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心态，不能耐心钻研西方新诗的过去与今天，只是急于搬弄某些技巧，就会误入歧途误导自己宝贵的才华。

将近一个世纪以来，诗歌文学的目光一直停在欧美与前苏联的诗歌上。但在今天看来，这种采风阶段应当变为辅助的，而非主要的诗歌建设活动。经过世纪下半的几十年的实践，不少评论家、诗人和诗歌读者都感觉到，当前新诗创作与理论进入一种停滞不前、缺乏生命力的状态，向西方借鉴成了依赖性的借债行为。在近一个世纪告别汉诗自己的古老传统后，向拼音语言的诗歌文化借债，显然遇到了语言与文化双重的困难。由于古老的东方文化传统与汉语语言都不可能向西方文化和拼音文字转化，而借贷来的西方诗歌文化与诗歌语言，又不可能被缺乏本土、本传统意识的诗歌作者与理论家很自然地吸收。食洋不化的“积食病”明显地出现在诗歌创作和理论中。

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他文化”吸收力的强弱与自己本土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强弱成正比，唐代之所以能广泛吸取西域民族、北方民族及佛教的文化，正因为它拥有一个强大的秦汉以来建立的中华文化传统，这传统如一个消化力极强的胃，吸收了四方异域的文化，使之繁荣本民族文化。当代新诗不但没有了自己的汉文化诗歌传统，而且也失去了对那个传统的记忆和感情，而汉语及汉文化又不同于其他以拉丁语为先祖的各种西方文化，可以自然地相互吸收，所以必然会发生这种食洋不化的症状。

摘编自郑敏《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